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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与林毓生

以精神的交流驱散黑暗和寂寞(1)

201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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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与林毓生的合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又译为海耶克,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作者:殷海光 林毓生

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三辉图书 2016年7月

  林毓生 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赴美深造,师从哈耶克。1970年开始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

  殷海光 (1919-1969),逻辑学家、哲学家。早年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949年后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

  196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就读的青年学人林毓生写信给远在台湾的大学时代的老师殷海光,谈到人际间深度的精神交流的不易,以及这种匮乏给喧嚣的现代人的生活所带来的内在的欠缺感:“我觉得很寂寞,不但在情感上如此,在思想上更是如此,看看咱们这一代年轻人,再看看老一代,有几个是头脑清楚并对生命具有热忱的人?……时至今日文明可能随时毁灭,人类面临着无比的威胁,真正可以珍惜的是个人和个人间真挚情感的交流。”

  这封信写于冷战时代,台湾尚处于戒严状态,那时候的林毓生就忧虑现代文明的毁灭,再联系林毓生晚年与王元化先生经常提及的“文明的庸俗化”以及“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等话题,可以窥测出一个知识人青年时代奠定的精神底色,对其一生的知识趣味与精神品位都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

  悠悠半个世纪过去,殷先生早已作古,而林先生也已退休,但仍然笔耕不辍,深思不辍。回头来读50多年前这一对师生之间的真性情的交流,对于生活在一个微信、电话交流为主要形式的时代的我们来说,无疑具有一种别样的兴味与凝重。林先生也谈及寂寞,并认为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之间精神的交流,是可以驱散这种内心的寂寞感的,从殷海光先生读其来信时之内在的喜悦,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何为心灵的契合与共鸣。而时人使用微信刷朋友圈,频繁高密的交流似乎并未带来精神的成长和心灵的开阔。两相对照,更让我们惊异于殷海光、林毓生先生在书信中反复谈及的一些议题的“经典性”。——所谓经典,就是跨越时空和不同代际的心灵而具有永恒的切时性和当下性。

  反思现代性

  “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世界在战后崛起的时代,也是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的时代,更是西方世界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形成嬉皮士文化的时代。在殷海光、林毓生这两个具有古典心灵的现代人的眼中,这却是一个“技术肥肿、伦范消瘦”的时代。

  去世前一年的1968年,殷海光在写给林毓生的一封长信中谈及他对人类未来的忧虑:“我所要打开肺腑说的,是我不想掩饰我内心对人类今后自由问题的忧虑。这主要的并非我个人的遭际使然。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岁月,个人的幸与不幸,又算得了什么?我真正关心的是整个人类前途自由的明暗。人本主义(humanism)及科学本是近代西方互相成长的一对双生子。可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了现代,科学通过技术同经济的要求,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文艺复兴人’了。我们只看见大批‘组织人’‘工业人’‘经济人’,纷纷出笼。他们不是被归队于公司,就是被束缚于工厂。我们偶尔瞥见个把海耶克,彳亍在西欧的街头。大部分人的活动及个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织成的组织之网缠住。大学也企业化,工商管理化,教师成为雇员。”

  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无远弗届的铁笼,笼罩着几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命,技术宰制了人类,压抑了个人的自主性与原创性,一种经济和计算的原则渗透到日常生活和组织管理的每个环节,人在自我精神降格的同时却陷溺在一种巨大的成功渴望与焦虑并存的自我膨胀之中。即便是守护人类精神之薪火的大学及其知识人,也未能幸免于难,若对照当今世界的大学管理,尤其是西方和日本一些大学纷纷裁撤被认为“无用”的人文学科或压缩其预算,就更可以感觉到殷海光的悲怆从何而来。

  谈美国文化

  “技术肥肿,伦范消瘦,唯利是图”

  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有精神信仰和心智生命的现代知识人,该何以自持而不为黑暗所吞没?像殷海光先生这样的知识人仿若置身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过渡时代的十字街头,只能以类似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所倡导的自制、自律来应对这个时代的纷乱与狂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真是‘人心浮动’的世界。人类的器用生活相对地高度发展,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的超自然生活却相对地萎缩。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仰)。时至今日,人类心灵上的自律力真是脆弱得可怜。科学的技术之空前发展,给我们置身于‘新洪水猛兽’时期的边沿。往古诚然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留恋,战后这样的‘新时代’又有什么东西能令我们感到‘心至如归’?如果人类的力量不可企及那最后的永恒,与真诚地信持与人无害的旨义,那么又有何不可?”

  以当时称雄一时的美国文化而言,殷海光认为美国文明的病象已经显露了:“一个社会,技术肥肿,伦范消瘦,唯利是图,个个忙得失魂落魄,怎样维持平衡呢?不平衡必至引起不安的。”

  殷海光先生在台湾孤岛上的这些论断,恰恰可以从林毓生初抵美国大学与社会的观察来印证。他在1961年的一封信里如此描述美国社会与青年:“过去二十年可悲的经验,使得现代美国人,放弃了一切价值标准。‘寂寞’与‘the strain of civilization or the boredom of civilization(文明的劳伤与文明的厌倦)是两个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表现在实际行动方面则是:不肯深思,对一切反convention(约定俗成)的东西表示欢迎。’据说一般州立大学,极少人肯用心读书,就拿芝大而论,学生的生活方式也是在畸形的状态之下。社会上普遍地流行adultery(通奸),婚姻破裂的比率高达三分之一,青年人的性生活也是很随便,因此使得感情没有真正寄托的所在。青年人欢喜新奇,但,paradoxically enough(够吊诡或悖论的是)他们处处却倾向conformity(与别人一致),言谈、举止、衣着不用谈,即使在思想上,也表现着清一色的‘统一’。”

  在林毓生眼中,所谓反叛的一代青年,由于所能汲引的思想价值资源的有限,往往只能变成高度同质化的一个群体,新奇就变成刻奇或者说媚俗,或者一种低俗的模仿,而放弃了对人生的真诚而严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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