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的交流驱散黑暗和寂寞(2)

　　知识的尊严

　　“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

　　书信录里涉及读书治学的文字，尤其是对大众传媒时代如何读书治学的阐释，对今日的学界也不无警示意义。在这一点上，殷海光与林毓生都坚持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是反对所谓学术的大众化与民主化的。

　　殷海光在1967年12月1日的一封信里写道：“不管我是否会成众矢之的，我依然认为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我极不赞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分子‘大量生产’的趋势。这是造乱！依此，我固然很穷，我认为在原则上书必须贵而且装潢高雅。这样方显知识的尊严。这种想法真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但是，时宜是什么？我根本看不起时宜！”知识生产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固然可以提升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但真正精深和有原创性的学术与思想，却基本上不可能在一种浅薄而即时的交流中产生，它需要的环境就是像林毓生与殷海光隔海通信这样的语境与心境。

　　殷海光对读书的由衷喜悦，以及对电子媒介的深恶痛绝之间判若鸿沟：“我们得认清读书的价值。人类有食色等生物性的欲求必需满足，这是未可厚非的。科学技术在这些方面对人类已经帮了很多忙，但是，在有些地方实在帮忙过火，发生反作用。电视就是邪魔的东西。Radio（收音机）更是烦躁之源。没有高深灵魂的人才亲爱这些玩意。书，则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灵满足的发明。感谢上苍，我们居然是读书人，并且真爱读书，并且说到最后又是为读书而读书，真是有幸！”

　　林毓生先生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那就是做学问是“比慢的事业”，但其实青年时代的林先生一度为了自己博士论文的进度太慢而焦虑，殷海光的回信如荒漠甘泉滋润了他的心灵：“根据现在美国的‘潮流’，凡事以快速为尚。但是我看不出‘效率’的本身就是一崇高的价值。……学问之道，快煮不成的。古往今来，凡在学问思想上真有分量的东西，无一不是长期浸沉出来的。我总认为大成为尚，犯不着跟流俗争一日之短长。”

　　评价五四一代

　　思想园地里半生不熟的“青苹果”

　　由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开始，殷海光与林毓生在通信中对中国的“现代时刻”——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性人物也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因林毓生最终确定将五四一代知识人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所以师徒二人在书信里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围绕五四一代知识人进行阐释和评价。

　　在1968年9月24日的一封长信里殷海光剖析其观念活动里同时潜伏着两种强烈的冲力：第一是iconoclasm（反传统思想），第二是enlightenment（启蒙）。他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念，除了受到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西南联大的熏育以外，也与其出生及长养的时代环境和家世背景大有关系：“我这一辈子眼看着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势力因争夺权力而败德的各种表演。这曾给予我心灵中道德意识极度的不安和反感。这五年来，随着我对人生世事了解的加深和扩大，我的这种不安和反应渐渐净化并且概念化了。……在家世方面，当我童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长一辈的人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说话矫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满理学式的虚伪。我简直讨厌透了！这成为我日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文化的心理基础。”

　　对于其受影响的五四一代人，殷海光基本上是负面评价居多，反而对戊戌一代启蒙者比如梁启超、严复相对有正面一点的评价：“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中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在另一封书信中，殷海光先生指出：“默念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知名人物里，除了严又陵（严复）及梁启超二位先生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以外，都是青苹果。这些人物的名望和地位及所事，无一与其知识与才能相埒。”五四一代知识人就成了思想园地里半生不熟的“青苹果”，在一个急剧变动的过渡时代因思想和学术上的青黄不接而被催熟或早熟了。

　　对于五四新文化的象征性人物——胡适，师生两人都没有什么好评价，甚至于在书信中经常出现对当时尚在台湾的胡适的不满、讥讽与严肃的批评。林毓生的学位论文分析的五四人物之一就是胡适。他在一封致殷海光的书信中如此写道：“最近正要写论胡适之的那一章，仔细想来，他带给中国知识界的灾害恐怕多于恩惠。奇怪的是：自五四以来像他这种只会‘眼到、手到、脚到’，内心深处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的人，怎么会领袖群伦数十年？傅孟真以霸才闻，又怎么会居然被他罩住一辈子？（等而下之的，当然更不用提了。）当然，骂他的早已很多，但大都糊涂不堪，或别有居心，结果只造成他的声名更大，发散的影响更大。他个人长袖善舞，精于做人之道（这在他留学日记里倒有坦然的自述），当然是造因之一，但近几十年的人才贫瘠（也许有许多人才是被压在社会底下），无人能拿出一套结实的思想来，我想大概是造成‘胡适现象’的主因。”

　　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殷海光更是在另一封信里对胡适毕生推崇美国文明给予了严峻的批评：“胡适之流的学养和思想的根基太单薄。以‘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所崇拜的美国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他虽长住美国，其实是在新闻边缘和考据堆里过日子，跟美国近五十年来发展的学术没有相着干。”

　　孤独与呼唤

　　愿能“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正是五四一代人执拗的反传统情绪，尤其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崛起，导致中国知识界整体地崩塌在一种流于浅表的论说氛围之中，而无法从根基上奠定现代中国学术的底色、问题与图景等。在这关键处，殷海光目光如炬地洞穿了这个时代知识人心灵的奥秘及其纠结和影响：“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做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后的中国就没有日本那样的稳定的社会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间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荡，更是不可收拾，正在此时，日本从中横扫，遂至整个土崩瓦解。”

　　尽管殷海光对五四一代有着冷峻而严苛的审视，但他并不否认自身受到五四新文化源流与精神的浸润。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孤岛台湾回望现代中国的这一场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人物时，不由感慨万千：“千头万绪，真不知从哪儿说起。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孤独的殷海光将与远在美国的弟子林毓生、张灏的通信，就看作是身处孤岛的自己通往外部世界的“知识之窗”，他频繁地要求弟子给他邮寄新书、杂志和文章，汲取西方世界最新最精深的学术与思想，在孤岛上展开独立而深邃的思考。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深受逻辑哲学家金岳霖影响而坚持理性品格的殷海光对刚刚得子的林毓生及其夫人发出了这样的深情呼唤：“你们二位可以想象这一时代一个孤独的心灵的光景吧！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赵越胜在追忆与其老师周辅成先生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时如此写道他日常生活和精神生命中的“燃灯者”：“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死守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对于青年时代的林毓生先生来说，殷海光先生又何尝不是一位至真至纯大勇大智的燃灯者。

　　五十多年过去了，重读殷林两位先生当年散发着滚烫的情怀与求知精神的书信，就会怦然心动于黑暗时代的燃灯者是何等重要。殷海光与林毓生的交往相对于周辅成之于赵越胜，更不仅仅限于单向的精神和知识传递，师徒二人在冷战时代隔海相望相守彼此温暖的书信交流，更像是彼此都在扮演对方的燃灯者，点亮对方的心灵之光和智慧之光。

　　他们之间的清雅自持和遗世独立，守护着无边黑暗中的一线微光，让自身不被黑暗所吞灭和毒化，让来自真理和人格的温暖之光给予孤独的知识人以一种温情与暖意。

　　□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