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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周牧

见证过缓缓降临的浩大宿命

201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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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周家,前排右二为周牧。
周牧是江苏吴县人,在1930年出生于湖北一个败落书香人家,于194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50年任武汉江岸铁路小学教员,后分别在汉口铁路中学、武汉铁路师范学院担任教师,1980年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直至退休。
1938年4月,被日军空袭后的武汉。
《暗夜里,还亮着灯》

作者:周牧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3月

  走进那样一段年代,你会讶异,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此单纯?为什么头顶有飞机轰炸,周围有日本兵出没的日子,让人胆战心惊,却依然在时隔多年之后,有这么多值得回味的闪光点?为什么人们在家国危难之时,一边忍受饥饿、贫穷、亲人离散、朝不保夕,一边将个人的命运和未来悬于高崖,却一样将生命活得丰沛饱满,每一次抉择依然有风骨有气节?

  如今,和平了,吃饱了,穿暖了,而人心却变了,情谊却淡了。幸耶?命耶?

  幼年

  一个九岁孩子的“亡国之痛”

  1930年,周牧出生于湖北一个败落的书香人家。祖父周仲岐年轻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出任过武汉市佛教协会的会长,父亲周希文是黄埔军校六期的炮科生。童年时期的他因为家境还算殷实,加之不谙世事,在武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忆起童年,除了大家族的热闹,周牧印象颇深的当属爷爷的善举。宅心仁厚的爷爷常在大门旁边的木箱子里放些铜板,以便有人上门乞讨。其中一个乞讨者是个哑巴,每次上门讨钱,爷爷就会多给他抓一把。爷爷过世出殡当天,哑巴在地上长跪不起,痛哭失声。因生前常为寺庙、道观捐款,爷爷去世后,在家中停柩四十九天,几乎每天都有寺观的人主动做道场,香雾缭绕,钟磬不绝,可谓“哀荣”。或许正是因此,周家人都跟佛门有缘。

  这段安稳的童年很快就被乱世惊扰。1938年4月,日军空袭武汉,邻居家的房子和附近的尼姑庵都被夷为平地,周家门前也炸出了一个大坑。无奈之下,周家搬到汉口的租界,乘船去沙市,躲避空袭。

  不料,日军敌机又开始轰炸沙市。日军不来投炸弹的日子,周牧的父亲喜欢带他去听戏,之后的几十年,京戏常伴他左右,成为一种精神寄托。不久,沙市宣告吃紧,周家又举家西逃宜昌。后来,宜昌又遭日军轰炸,周父当即决定,全家回到武汉。那一年,周牧九岁,却已经在漂泊的惶恐中,懂得了什么叫“亡国之痛”。

  返回武汉途中,全家人一面留意日本兵,一面躲避活动猖獗的土匪。提心吊胆的间隙,爷爷的续弦陈奶奶开始给周牧讲《西游记》《红楼梦》,木船摇动在静谧的水乡,生逢乱世的张皇烟消云散,只剩下叮咚的水声。沉醉在故事里的周牧心想:“要是孙悟空能‘奋起金箍棒’,日本鬼子和土匪强盗是不是就被打得跪地投降?”

  路途几经坎坷,周家终于闯过了日军的岗哨,住进了难民区,成了日寇统治下的“良民”。国土沦陷,寄人篱下,物资匮乏。父亲时常给报纸投稿,以微薄的稿费勉强度日,偶尔倒卖文物和字画,贴补家用。

  1940年,周牧十岁,全家返回苏州老家,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全家八口人全靠周父的工资过活,虽不宽裕,但在周牧看来,生活依然自由自在。他和妹妹一起跑遍了苏州的街巷,和父亲到电影院看电影,去戏院听戏,从租书铺里租武侠小说读。

  周牧特地去墓园拜谒了被魏忠贤杀死的五位义士的墓。周家的祖宗周顺昌,曾因朝廷听信宦官谗言,被投入监狱,结果苏州的百姓组织起来,为周请愿。后来,周顺昌死在狱中,就是这五位义士之一。年仅十岁的周牧,站在日寇铁蹄下荒芜的墓园,面对墓碑上早已模糊难辨的《五人墓碑记》,心生悲凉。

  少年

  “谁把残破河山重新来建造?”

  周父的一位朋友在武昌组建军训团,邀请父亲协助,全家再一次回到阔别四年的武昌老宅。周牧进入武昌省中就读。他从音乐老师柳文骧那里,学会了这首叫《秋水伊人》的歌:“望断云山,不见妈妈的慈颜,漏尽更残,难耐锦衾寒;往日的欢乐,只映出眼前的孤单,梦魂无所依,空有泪阑干。几时归来呀,妈妈哟,几时你会回到故乡的家园,这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每每唱到动情处,周牧都会不禁落泪。

  柳老师还会教学生们唱由他填词的《新青年之歌》:“谁谁把残破河山重新来建造?看我青年展怀抱。孤舟风雨浪头高,我们要沉着应付莫心焦。不畏怯,不浮嚣,忍艰苦,耐辛劳,齐心协力团结牢,阴霾散尽光明到,阴霾散尽光明到!”在敌伪的统治之下,能教学生唱这样激昂豪迈的歌,既充满风险,又饱含瞩望。

  读初中的这段时间,周牧收获了师友的情谊,也因无需东躲西藏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他浸淫在音乐、电影和文学当中,还喜欢上了学英语。父亲给他买来玩具钢琴,宽容他跑去看电影,还买来丰富的书藏,将他引入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

  除却这些欢乐的时光,政治还是渗透进了校园。为了迎接汪精卫“莅临”武汉,全体师生经历了严苛的列队训练,顶着风雨,绕开日军哨兵的把守,步行赶至紫阳湖畔的省一女中操场集结。也正是那一次,周牧亲眼看见汪精卫从他面前走过,心里愤愤然:这个曾深受孙中山信任的政界大人物,为什么自甘堕落做日寇刺刀下的儿皇帝?

  时隔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控制物资,收取重税,父亲开的古玩店铺倒闭,全家的生计再一次变得异常艰难。作为军人的周父原本期待靠转入商界,抬头做人,不想却被现实击得粉碎。他开始变得嗜赌,脾气暴躁,早出晚归。尽管两度投资做生意失败,家中经济拮据,周父还是拒绝了朋友要他去警察局工作的邀请,儿时的周牧不理解父亲的“不思进取、只恋玩乐”,日后,他才意识到,父亲彼时承受着多少压力,只是不愿“为虎作伥”。

  青年

  “见证过最真诚的爱”

  纵然不想让黄埔的同学看不起,不想为日本人做事,父亲还是因为“家大口阔”的现实逼迫,到汉阳赴任内务科长。又因不忍离别之苦,将全家老小接到汉阳,周牧遂转学至汉阳县中。

  当时武汉著名藏书家徐行可的亲侄儿徐老师任周牧的国文老师。一天下课后,徐老师把周牧叫到走廊的僻静处,将用报纸包好的《中华英文大辞典》递给他,说家里急用钱,想换十个大洋。周牧回家后将情况告知父亲,父亲准备了二十大洋,并让周牧将词典归还。周牧不理解,父亲劝道,徐老师是爱书之人,若非不得已,不会卖书,身为学生,不该乘人之危。

  第二天,周牧找到徐老师,将父亲的一番话告诉他时,周牧看见了他脸颊上的泪。不久,徐老师辞去教职,临行前托人辗转把词典送给周牧。

  安宁的时日总难长久,美军飞机开始轰炸武汉,抛下燃烧弹,汉口、武昌、汉阳相继遭殃。一日,美机炸中了日军的军火库,全家人站在楼上,看见江岸对面升腾起一片大火,爆炸声如同节日的礼花。人们在惨淡的生活中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希望:“日本鬼子的命数快要尽了!”第二天,武汉三镇的百姓脸上平添了喜色,街上遇见熟人,总会问一句:“昨晚看了吧?”回答总是:“看了,太精彩了,我还想看呢。”

  1944年秋天,美军对武汉的轰炸频率和范围升级,周家又从鹦鹉洲搬至武昌白沙洲。那一年,父亲为周牧找了一名教英语的爱尔兰费修道,这位65岁的女人待周牧非常和善。得知周牧家英语藏书很多,她便和他借了一本《一千零一夜》。多年后,费修道病逝前一晚,她嘱托朋友,一定要找到周牧,将书归还。等到周牧拿到这本书时,费修道已经去往天国。这本书也成为两人最后的记忆,伴随了周牧二十多年,直到“文革”中被摧毁。

  1945年,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留给武汉的是蔓延不止的疫病——登革热,险些让周父丧命。真正给周家巨大打击的是不久后,周父以汉奸罪被抓进监狱。原本足不出户的周母为了营救丈夫,四处奔走,送礼求人。家里的“财产”虽没有充公,却被国民党接收大员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抢走。

  同年,周牧进入省高读高中。虽然父亲尚在牢中,全家人靠母亲变卖古玩字画和衣物换钱过活,但周牧庆幸自己在亲友的帮助下,没挨过饿,也没尝过为了借钱对人作揖磕头的屈辱。在省中,他结识了很多人,其中的一些成了他一辈子的朋友,一些从分开至今再未重逢。

  1948年,周牧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两年后任武汉江岸铁路小学教员,1980年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直至退休。

  周牧在书的末尾那篇叫做《我的希望》的诗中写道:“现在,我已是夕阳衔山的年龄,我见证过最真诚的爱,见证过人生的繁华,也见证了缓缓降临的浩大的宿命。”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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