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让校园欺凌再游离法治之外

　　■ 社论

　　防治未成年人欺凌，不能以校园内部处理代替法律追究，也不能以畸轻处理去消解法治震慑力。

　　日前，首次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引发广泛关注。意见强调必须加强教育预防、依法惩戒和综合治理，切实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学生，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特别是对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近年来,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呈高发势头。而为了治理校园欺凌，教育部也非首次出招了。今年5月，教育部发文，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预防校园欺凌的专项治理。

　　但一些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事发学校仍总是坚持内部解决、行政处罚，息事宁人，以校园欺凌“家丑化”心态处理问题，而非报警处理、通过司法程序来追究这些欺凌者的违法、犯罪责任。

　　发生校园欺凌，最应该做的，必须是依法严惩，这是维护被欺凌者权利，也对所有学生进行基本规则教育的根本途径。只有严格依法对欺凌者追究法律责任，才能对校园欺凌起到警戒作用。

　　当然，“依法”也需要有法可依。这几年一些地方发生的中小学生恶性犯罪事件，如“小学生弑师”，每每引发社会舆论及法学界、教育界对未成年人法律责任问题的讨论，是否应适当降低“法律责任”的年龄标准，总是成为争议的焦点。争议归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有些常规教育手段已不适应校园欺凌事件多发的态势了。当有的孩子随意说出了“我没成年，所以杀人不偿命、不坐牢的”的“法律知识”时，他们难免会无所顾忌。

　　在此语境中，对实施欺凌、暴力的中小学生采取的以资惩戒的适当矫治措施中，更好地把握“适当”的度很关键。《意见》指明，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应登记在案并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就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学生，区别不同情况，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或者给予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特别是对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根据欺凌、暴力等行为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地采取惩戒措施，乃至采取了“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的方式，这其实也是着眼于弥补对校园欺凌的惩戒断档的缺陷——实施校园欺凌者因年龄是否满了法定刑责年龄，而得到判若天壤的对待。很多欺凌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后，动辄因未满法定刑责年龄而免于惩戒，只是由家长管教。此前的广西13岁少年杀3人仅被教养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在降低刑责年龄仍存争议的背景下，对校园欺凌者增加惩戒的层次性，实现惩戒力度跟犯罪严重程度的对应，这很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收容教育不能步“劳动教养”的后尘：必须通过规范的司法程序操作“收容教养”，也明确何谓“必要时”，应通过法律细化规定的刚性确保惩戒力度的“一体性”，而不能留下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说到底，绝不能让校园欺凌再游离于法治之外。防治未成年人欺凌，不能以校园内部处理代替法律追究，也不能以畸轻处理去消解法治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性。在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上，要以法律为准绳体现“宽严相济”，在处罚失之于宽之时，补上必要的“严”，也符合“罚当其责”的法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