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裕”是“国富”的目的

　　1776年2月，爱丁堡的春天照例来了。但大卫·休谟，这位引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尽管挥斥方遒如昨，却满脸愁绪：挚友亚当·斯密，前往伦敦处理《国富论》出版事务满三年了，却一拖再拖。现在，持续的愁绪在摧残休谟已变差的身体，他深深地担忧，恐怕等不及这本书的面世了。

　　斯密的健康状况同样不好，1773年4月16日，他便将休谟确认为学术遗嘱执行人，全权处理自己所有的文稿。遗嘱交代完毕，他才动身去伦敦。

　　到了伦敦，一呆就是漫长的三年；而这三年，却正是大英帝国为应对北美殖民地事务，而疲惫不堪的三年。

　　斯密见证了风起云涌的时局，在出版时间仍不明确的《国富论》稿纸上，坚定地写下：“禁止一个伟大的民族利用自己的每一部分产物进行力所能及的一切制造，或禁止按他们自己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动，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最神圣人权的侵犯。”土地、资本和劳动是人的基本权利，神圣不受权力的侵犯，但大英帝国却正在侵害北美人民的“经济正义”。他以此为名义，盼望能敲醒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英国，和平解决北美殖民地事务，进而继续文明的进程。

　　1776年3月，爱丁堡的春天仍在继续，时局却更加紧张，而斯密的《国富论》终于在9日得以面世了。时机的选择，被他的朋友们认为是吸引上下议院的注意，使议员们支持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立场。现在，休谟放下了长久的担忧。这本著作以“自然的自由”为经济正义呐喊，影响了伦敦的上下议院；在思想史上，即便招致过一些争议，仍被推至可媲美牛顿《数学的原理》的崇高地位。它改变了英国，改变了北美，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与经济思维。

　　经济正义的机制

　　“一只看不见的手”

　　斯密的写作非常艰难，缓慢而费力，写出来的字母又大又圆，到后期不得不雇佣“抄写员”将口述或草稿誊写出来。更严重的是，宿疾仍在折磨他。两百年来的各类传记作者们，记下了斯密的这些艰难。

　　不过，与此同时，摇晃了帝国上下议院思维模式的《国富论》却又见证了斯密清晰而严谨的逻辑。他把“劳动分工创造了财富”作为了基本的起点，在《国富论》的前两篇阐述人类在抵达商业社会前，自然而然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各原则；经由这些原则，通过探索要维系财富或经济的增长，哪些是立法者当做的或不当做的，最终构成了第三至五篇的主体内容。阐述的结果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最可能实现经济或财富的维系、增长、飞跃，只需尽可能简约的国家或具体政府部门以承担有限的公共责任。

　　不管怎样，1776年3月，刚放下担忧的休谟，翻阅着沉甸甸的《国富论》欣喜若狂，给予了高度的赞誉：“深刻、可靠而敏锐，例证翔实，必定会引发公众强烈的反响。”恍若一夜间，斯密和他的《国富论》的确成为了热议对象，其影响辐射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和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大地。站在斯密身后那一个时代的读者们，见证了一个崭新而缜密的经济思想体系。即便不同意斯密的具体观点，他们基本上都毫不吝啬地肯定了他思想体系的完整性。

　　往前追溯，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很可能在爱丁堡大学期间就已萌芽成形。那是从1748年起，他以自由演讲者的身份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期间做的“法学”课程演讲集中探讨了“应成为各国法律之基础的普遍原则”，而归纳出的结果是：要把一个国家从“野蛮”带入到“富裕”，所需的是和平、宽松税收和说得过去的司法管理。到了《国富论》，变成了异曲同工的“整体而言……最好的政策是不加干涉，让所有事自行其道。”

　　斯密的依据是，人的两个基本倾向未变过：愿意通过“互通有无、物物交换或彼此交易”货品或服务来满足需要；改善个人状况的动机。他肯定了“利己”的价值，说它是正当和理性而非可耻的，且能在自然的状态下实现“利他”的目的，“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可以自由地去寻找最适合它们的地方。

　　众所周知，这一模式的暗语正是“看不见的手”，只不过，将这一暗语具体应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大致是到了二十世纪才获得的发展。但显然，斯密的意思很明确，他要将市场从国家的组成中分离出来，而国家只承担“守夜人”的职责。有了这样的脱离，市场才能获得自主，经济才能获得正义。斯密描绘的是在正义的限度内的市场自由竞争，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权力干预或像东印度公司那样，两者结盟，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而侵害了经济的正义。

　　1776

　　亚当·斯密

　　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

　　斯密的写作非常艰难，缓慢而费力，但他的逻辑极为清晰和严谨。

　　斯密把“劳动分工创造了财富”作为了基本的起点，在《国富论》的前两篇阐述人类在抵达商业社会前，自然而然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各原则；经由这些原则，通过探索要维系财富或经济的增长，哪些是立法者当做的或不当做的，最终构成了第三至五篇的主体内容。阐述的结果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最可能实现经济或财富的维系、增长、飞跃，只需尽可能简约的国家或具体政府部门以承担有限的公共责任。

　　经济正义的保障

　　“国富”不能侵害“民裕”

　　否定《国富论》的意见并非不存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评论》是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最为批判性地加以传播的一本杂志，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创立体系被批评不成熟且粗糙。

　　更猛烈的，或还是指责斯密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乐观鼓吹者”。两百年来，一旦市场经济出现了困境或危机，斯密便首当其冲，比如二十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2007年兴起而至今影响仍未消失的金融危机。

　　但斯密剖析自己有着一颗“抑郁、悲观的心灵”，尽管提出了被广泛引用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传神概念，但他本人从未使用过任何类似“自由放任主义”的词。相反，斯密倒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完全经济自由”，他自己的观点是：“应对个人的经济自由加以限制，并通过征税为一个商业化的、真正文明的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提供资源，比如司法、公共设施和教育。”

　　不难猜测，斯密洞悉到了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私欲可能不受控制地膨胀，以破坏正义的自由竞争。银行破产、信贷流失，朋友们陷入其中，他不得不“费很多思虑思考如何用最合适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从中全身而退”。伊安·罗斯在所著的《亚当·斯密传》一书中推测，那时银行业的困境促使斯密走向了较为保守的方向。

　　经济正义的目标，是个人享有并自主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和由此形成的经济自由和履行契约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斯密警惕政府干预个人的经济权利，但同样也质疑商人和制造业者们可能带来的权利侵害。在这种意义上，斯密支持了政府在合理范畴内的税收，但要求它们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司法和执法守卫个体的权利。

　　可见，政府的税收，也是“国富”的组成。斯密所用的英文是"nations"，泛指一定疆域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王亚南等中国翻译者将全名中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国民”在汉语里往往指的是全国人口或单个的人，“国富”就变成了全民收入的累加，却排除了政府的税收。“国富”与“民富”或“民裕”的重要关系或可能因此被淡化。

　　斯密坚定地认为，政府的税收是以必要的公共服务为限度。不管是政府税收，还是整个国家的“国富”，目的是也只能是“民裕”，而不能为了前者侵害后者及其经济正义的权利。这正是斯密当年在格拉斯哥观察商业，得知贸易对象是美洲种植园的奴隶生产的产品后愤慨不已的原因；也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支持北美人民为摆脱宗主国殖民制度而战斗的道理所在。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