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相遇，没有天涯海角

　　大西洋的两岸是欧洲和北美洲。从十五世纪的航海运动以来，海平面上就扬起了繁忙的船帆，络绎不绝而不分昼夜，但1773年，状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一年，是英法等国“七年战争”结束的第十年，英国因战争耗费的亏空仍未得到填补，决定推行《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进口关税，禁止北美殖民地贩卖“私茶”，目的是填充国库。但12月16日，波士顿的示威者乔装成印第安人潜入商船，将东印度公司一整船茶叶倾入波士顿湾，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帝国和北美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而就在这一年，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国从事的船员、教师和店主等工作彻底失败了，决定次年前往彼岸的北美；斯密（Adam Smith）大致完成了《国富论》的草稿，动身前往伦敦处理出版事务；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前去参加成立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将进行更持续的反英斗争。

　　1773年，三位十八世纪末的思想家就这样不约而同动身了，昭示着风起云涌却闪耀的1776年的到来。

　　潘恩将“社会”从“政府”中区别开来的《常识》在1月面世；斯密将“市场”从“政府”中脱离开来的《国富论》在3月出版；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7月签署公布。这是1776年，潘恩和斯密以简约却严谨的思想，撼动了欧洲千百年来的“国家”和“政府”概念，共同为杰斐逊的起草、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铺平了厚实的道路。美国独立后的制度架构，深受潘恩和斯密的影响，而两者的社会和经济思想，在现实中也落地了。

　　那些触及人的基本状况的思想，即便相隔一片海洋、一个国度或一个洲，也能相遇：它们的征途上没有天涯海角。1776年，三个文本带着它们的进步和不足，在大西洋两岸点燃了以自由和民主为姿态的现代文明。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

　　为了好的生活而相遇

　　“波士顿倾茶事件”次年，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四项“强制法令”，以规定英军可强行进驻殖民地民宅搜查，同时封闭波士顿港。这些法令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导致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召开，他们拟下向英国王室的请愿书，希望撤销法令。

　　但请愿不被接受，形势不得不走向更为严峻的方向。英国决定增派兵力，以武装镇压北美殖民地的抵抗；1775年4月19日，最终发生了史上的“莱克星顿的枪声”，被誉是北美独立战争打响了第一枪。

　　大洋彼岸，仍在伦敦处理出版事务的斯密，此时以“经济正义”的名义，盼望敲醒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英国，能和平解决北美殖民地事务，从中抽身而继续文明的进程。斯密的经济正义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帝国却正在侵害北美人民的这些权利。“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东印度公司，更被斯密批判是权力和资本的联合垄断，同帝国历年来的政策和法令一样，与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事实上，英国在1773年以来投入军事的巨大消耗，已抵不上殖民地贸易收入。

　　然而，直到1776年，英国政府的态度并未改变；北美殖民地却悄悄兴起了一场联合动员的行动，如果顺利，将可能改变那些仍持“请愿”或“和解”的人民。

　　行动的执笔者是潘恩。这年的1月，潘恩出版的《常识》，以慷慨激昂而严谨缜密的文字，向大众宣布了“社会”和“政府”的实质和关系：“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社会是自然而然诞生的，而政府的形成是社会成员的民意授权，目的是维护自由和安全。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社会成员具有反抗的自然权利。潘恩列举英国政府的诸多“罪状”，讨伐它已不具备合法性。潘恩呼吁北美的人民联合起来，同宗主国决裂，建立自己的国家，而美国的全称“美利坚合众国”最早便由他提出。

　　《常识》共卖出了五十多万册。那时的北美英属殖民地，人口加在一起，即便包括不识字的，也不过二三百万人。这样的销量，以强劲的方式改变了人民的态度。而时隔两个月，斯密的《国富论》也面世了，时机的选择，是为了吸引上下议院的注意，使议员们支持和平解决冲突的立场。

　　潘恩和斯密思想的相遇，在7月4日，等来了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的签署。杰斐逊的文笔“妙笔生花”，经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修改的这一文本，宣言“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文本深受潘恩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同《常识》一样，指出政府的合法性是被统治者同意授予，如果他们的权利被破坏了，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同《国富论》一样，指出了贸易权利和经济正义，而据史料推测，润笔人富兰克林在1775年离开伦敦前，经常和斯密在一起探讨经济和北美问题。不管怎样，为了人的权利和生活尊严，三个文本隔岸相遇了，在1776年以来，它们传遍且影响了世界。

　　中国遇见了1776

　　经历此后七年的战斗，1783年，美国获取了胜利。独立后的它，政治架构深受《常识》和《独立宣言》的影响，经济发展在《国富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启示下，实现了高速增长。三个文本和美国文明一起，漂洋过海影响着法国在内的世界进程。1776年，便以这样的姿态被记录为史。

　　然而，近代中国遇见1776年的它们，却是二十世纪的事了。1901年，《国民报》以《美国独立之檄文》为名翻译并刊登《独立宣言》；1902年，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并出版《国富论》。潘恩的《常识》则来得迟了些，以我们现在所能查询到的资料看，最早可查的是以特华霍·法斯脱的《公民潘恩》进入中国知识界。这是本传记，介绍了潘恩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完整的《常识》是马清槐在1959年翻译的版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再版至今。

　　晚清政局大变动，面临现代文明的冲击而被迫以“学生”的身份降低姿态。那时的思想家们很清楚，单就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拯救不了危机关头的近代中国，即使是传统主义的学衡学派和严复自己，也同样在学习西洋的工业和政治文明。

　　如果往回看，1776年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申年，清朝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平定了大小金川叛乱，而封建中央的政治集权也走向了巅峰。皇权至上，控制着朝廷和地方官员的奖惩大权，依靠官员们组成的官僚机构控制着全国的秩序，但同时又以“粘杆处”等特务机构警惕并监控他们。

　　工业处于萌芽，但不太可能突破的状态。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中国很富足，但敏锐地指出“长期处在静止状态，其财富在多年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最高限度。”在他看来，那时中国的法律只保护极少数人的财产安全：“富人和大资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穷人和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低级别的官僚借口执法而被强加掠夺。”结果是经济水平只能维持现状甚至倒退。

　　等斯密的《国富论》被翻译到中国，晚清的经济和政商关系已暗合了他做的判断。1776年的现代文明，百年后才被晚清时的中国看见。

　　又经历一个百年，1776年的三个文本到今年已面世240周年了。在图书市场，他们（除了《独立宣言》）由学术译本，变成大众读物，以“经典读本”等名义进入市场；而学术研究，在论文数量上，以“文革”结束的次年1979年，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次年1993年，以及2001年为分水岭飞跃，从年度个位数到双位数，乃至成千上万。尽管这时期伴随着高等教育扩招而带来的论文总体数量，但三个文本变得耳熟能详却是一个事实。

　　尽管很难说三个文本是完美的，《常识》和《国富论》把“社会”和“市场”从“政府”（或更广泛的国家机构）中区分出来，但没有把“社会”从“市场”中脱离出，而看不到后者以资本的力量侵蚀前者的可能，而这种区分却已是十九世纪的事了；《独立宣言》因战时需要删掉了杰斐逊质疑的“奴隶制度”问题。但1776年，他们以突破陈旧秩序的勇气，以人的生存和尊严为关切，共同点燃了现代文明的光，所奠定的人类文明主流形式直到现在仍吸引着世界上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