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是属于“人”的

　　《常识》一书在北美诸殖民地共卖出了五十多万册。在二百四十年后的今天，倘若有哪本议论政事之作能达到这个销量，也足以引领一时风潮了。考虑到当年十三个英属殖民地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过二三百万人（其中还要包括那些并不识字的人），潘恩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就可想而知了。

　　托马斯·潘恩于1737年出生在英国。他在年轻时干过小公务员，后来因为出头代表同僚向上级写信请愿，丢掉了这份工作。在英国看不见什么前途的潘恩，通过富兰克林的推荐前往北美，得到了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以笔为剑的生涯。

　　潘恩抵达北美之日，正值诸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矛盾愈演愈烈之时。然而，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彼时的殖民地居民颇有些“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意味。与现在的“虚君共和”体制不同，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度中，英国国王并非纯粹礼仪性质的国家元首，而是仍然握有相当大的实权。因此，当北美居民感觉自己受到议会欺压时，就自然而然把冤情昭雪的希望寄托在了国王身上，一再地向他呈递请愿书信，诉说自己的要求。这时，在英国就曾有过请愿经历的潘恩站了出来，向他们大声疾呼道：国王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相反，国王本身就是问题。

　　王权起源于暴力或欺诈

　　在最为常见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中，潘恩总是被放在与美国有关的部分。但实际上，认识潘恩政治理念的最好途径，是将他置于十八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背景下来分析。

　　当时的激进派身处启蒙时代，深受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他们承认光荣革命的进步意义，但认为它所体现的自由原则并未被贯彻到底。在激进派看来，虽然英国的体制要明显优于欧洲大陆盛行的君主专制，但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国王和上议院。对于美国的独立建国，以及1789年的法国革命，激进派视其为历史的新纪元，是人类利用自身理性创建最佳政治体制的伟大实验。

　　正是在英国本土的激进思潮影响下，潘恩才明确了自己的反君主制思想，并通过《常识》向北美民众普及了这种理念。根据他的理解，人们生来是彼此平等独立的，在他们中间并没有天然的等级制度和从属关系。他们最初为了克服生活的不便而组成社会，然后又为了防止自身利益遭到个别人的损害而建立政府。因此，从政府的起源来看，它本身并不应当具有什么神圣性，其“意图和目的”无非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安全”。

　　既然这样，组织政府的正确方法，就是通过选举代议机构来执行政务，并且使选民有权去认可或否定官员的工作成效。然而，以世袭制度为代表的专制政体，却恰恰是反此道而行之。以英国为例，无论是君主体制还是上议院的贵族体制，都是与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相悖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王权最初基本上都起源于暴力或欺诈，英国也不例外。威廉公爵1066年武力征服英格兰的历史，人所共知。这种不折不扣的篡夺行为，是无法为掌权者带来合法性的。赞美君主制的人常常喜欢夸耀其稳定性，但实际上，贵族之间为了争夺王冠，所进行的战争次数一点都不少。而且，即使国内局势太平，国王们是否就能有利于国家，也是颇有疑问的。

　　高居庙堂之上的独夫们，既养成了目空一切的习惯，其生活环境又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于是便往往对于自己辖域内的事务茫然无知。处于这种境地之下的国王，谈不上有什么能力去为公共利益做贡献。以英国国王为例，他所能做到的无非是“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指望他来照顾北美殖民地的利益，无异于天方夜谭。

　　1776

　　托马斯·潘恩

　　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

　　潘恩一生的遭遇跌宕起伏，但他自己的耿直本色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不惮于表露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种观点会引起围攻。

　　他在《常识》中用通俗而慷慨的文字向北美殖民地的人民阐述了“社会”和“政府”的实质和关系。社会是自然而然诞生的，而政府的形成是社会成员的民意授权，目的是维护自由和安全。潘恩列举英国政府的诸多“罪状”，讨伐它已不具备合法性，呼吁北美的人民联合起来，同宗主国决裂。

　　权利不依赖于恩赐

　　国王这一职位既不符合人类本性，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不但多余，而且有害。明白《常识》的这一论点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它对许多传统观念的冲击了。虽然启蒙思想在美洲也有很大影响，但对英国君主制度的激烈批判，则是植根于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思潮之中，并由潘恩通过《常识》向民众广为传播的。

　　此前，在北美殖民地居民向议会与国王申诉的过程中，他们所要求的往往不是某种具有普遍性质的人权，而是自己作为英国人所享有的那些权利，亦即那些国王属下子民“古已有之”的权利。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摆脱英国的统治，而是得到与英国本土臣民同样的待遇。

　　然而，潘恩所指出的则是：由于国王和贵族的横行霸道，就连纯正的英国本土民众，也是无缘享有那些权利的。殖民地人民若是想要获得“英国人的权利”，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再做英国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摆脱压迫，真正拥有自己天公地道所该享有的权利，而不是仰赖于在位者的恩赐。

　　不仅如此，人们之所以理应拥有那些权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植根于传统之中，也不是因为它们从习俗那里获得了合法性，而是因为那些权利是属于“人”的，是人之为人就自然而然应当拥有的。

　　这种对“自然权利”或者说“天赋人权”的信仰，与过去对“英国臣民权利”的诉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两种思路又都融入了北美人民独立建国的理论和实践之中。《独立宣言》一方面在开篇不久用“人人生而平等”和其他的哲学论断，为其行动奠定了抽象理论上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又在行文中历数英王对殖民地居民固有权利的破坏，力图唤起大众的义愤，来为革命进程推波助澜。独立战争既是在控诉实际发生的不公行为，也是在申明根本大义之所在。正是这种对基本原则的诉求，才使美国革命超越了“官逼民反”的层次，成为了塑造现代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而这也正是潘恩对这场革命的期许。

　　他把所遭受的攻击远远甩在了历史的后面

　　获得独立之后的美国，开始把精力集中在整顿自身的内政之上。而对于曾高呼“哪里不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的潘恩来说，只要专制主义还在世上存在一天，他的斗争就不会停歇。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后，潘恩对其表达了热烈的支持。为了回击埃德蒙·柏克对革命的批判，他还专门写作了《人权论》一书，进一步阐发了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的政治理论。他随后远赴法国，直接参与革命进程，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甚至被推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

　　然而，事情接下来完全没有按照潘恩的期望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革命变得愈发激进，终于到了连他也难以接受的地步。由于在处死国王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潘恩最后在雅各宾派的专政下被投入监狱，差点丢了性命。侥幸逃生的他后来回到了令他成名的美国。然而，他在监狱里写下的宗教论著《理性时代》又给自己带来了无数的敌视和咒骂。美国人当年能够接纳他的激进政治观点，现在却不能包容他的激进宗教观点。1809年，潘恩在贫病交加中默默无闻地去世。

　　潘恩一生的遭遇跌宕起伏，但他自己的耿直本色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不惮于表露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种观点会引起围攻。从《常识》的出版开始，潘恩就一直陷于争议之中，即使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也是如此。

　　针对他的谩骂甚至诬蔑，在其生前身后络绎不绝。直到他去世近百年后，还在被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辱骂为“肮脏矮小的无神论者”。然而，从二百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潘恩已经把他所遭受的攻击远远甩在了历史的后面。他的自我奋斗令人敬仰，而他对历史行程的预见则令人叹服。与他的绝大多数敌人相比，他在今天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铭记和赞扬。这是他当之无愧的。

　　□曹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