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

　　诚如卡尔·贝克尔所言，严格地讲，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独立宣言》并不是最早宣告美国独立的文件，在《独立宣言》发布的前两天，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已经通过宣告美国独立的决议案，“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也有权利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它们解除一切对英王的效忠，它们与英国之间的所有政治联系也应全部解除。”同样严格地讲，“独立宣言”并不是这个文件的正式名称，杰斐逊的初稿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在大会集会代表之宣言》，宣言通过之后，最终誊写在羊皮纸上时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一致宣言》。然而，正是这样一份既不是最早宣告独立，也未正式名之为“独立宣言”的文件，却被后世冠以《独立宣言》之名，自发布后迅速传遍全球，重塑了整个世界。

　　1776

　　托马斯·杰斐逊

　　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

　　杰斐逊在写作上独具禀赋，被推荐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优雅庄重，不负众望。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独立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将启蒙运动以来的不同哲学家所阐述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抽象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和原则。更重要的是，它指出了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国家的正当性来源于被治者的同意。

　　杰斐逊“妙笔生花”

　　独立不是北美革命的第一选择，甚至可以说是最终的无奈之举。面对英国议会的各种“苛捐杂税”，北美殖民地寄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请愿和抗争，寻求某种彼此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对于大多数北美殖民地的居民而言，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不仅有现实的利益，而且还是一种荣耀。然而英国议会不但未做任何让步，还成功促使英王颁布《平叛诏书》，宣布殖民地子民为反叛者，并出兵北美。步步紧逼之下，北美殖民地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脱离英国，独立建国。1774年杰斐逊写《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时就已经指出，大英帝国实际上是由诸多相互分离的国家（States）构成的，彼此有独立和平等的立法机关，因此英国议会向殖民地颁布征税法案是对殖民地议会立法权力的篡夺。大英帝国之所以是个整体，仅仅是因为各个独立的国家共同效忠于英王而已。而一旦英王站在了英国议会一边，宣布独立似乎就顺理成章了。托马斯·潘恩在其风靡一时的《常识》中更是简洁明了但铿锵有力地指出，“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最便捷的莫过于公开而坚定地发布一个独立宣言”。

　　1776年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代表弗吉尼亚代表团向大陆会议提出一份宣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议案，6月10日大陆会议表决成立由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舍曼、利文斯顿组成的委员会，根据李的提案，起草一份宣告独立的宣言。委员会经过协商，推举以“妙笔生花”闻名的杰斐逊来起草，约翰·亚当斯是这样评价杰斐逊的，“他在文学和科学上享有盛名，在写作上独具禀赋。他的作品因其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独具匠心而广为流传，为人瞩目。”杰斐逊果然不负众望，下笔如有神，优雅庄重的文风和独具匠心的构思，使得宣言初稿稍经修改便于6月28日提交给大陆会议，旋即于7月4日正式通过。

　　常识，才更具持久力量

　　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曾多次引述并解释《独立宣言》的真实内涵，林肯提出，实际上包含着双重内涵：一是为了应对1776年的具体场合，在国际法的视野下提出了一种革命学说和主权国家理论；另一重则指向未来，提出了人的天赋权利和主权国家的正当性理论。后一重内涵更具有普世性和持久性，“此间的荣耀都属于杰斐逊”，林肯在1859年写道，“这位伟人在一个民族争取独立斗争的巨大压力之下，尚能冷静沉着，有预见有能力在一份充满革命气息的文件中加入抽象的真理，这真理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所有人类。”

　　独立宣言不仅是讲给英王和议会听的，也不仅是讲给北美民众听的，独立宣言是讲给全人类听的。出于对人类公意的尊重，他们须向国际社会宣告独立的理据。美国建国之父在思考和宣布脱离英国时就已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国际行为，要以欧洲国家听得懂的语言发声，以欧洲国家普遍接受的准则行事。瑞士国家法学者瓦特尔在1758年出版的《国际法》是那时代的国际法准则的系统性表述，1775年革命事业如火如荼之际，富兰克林为大陆会议淘到了它。瓦特尔认为“组成国家的人在公民社会形成之前出于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和独立的自然状态，既然如此，由其组成的国家或主权国家也必须被视为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人一样”。自由和平等是主权国家的本质，而独立是获取自由和平等的前提。

　　北美殖民地分离和独立的理据正是启蒙时代以来逐步形成并在十八世纪达到顶峰的自然权利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主权国家及其正当性理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之间成立政府，治人者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杰斐逊以如此庄重的语言凝练了启蒙时代以来政治哲学的精髓。宣言表面上看关心的是北美殖民地所受到的伤害以及不得不分离的理由，但就本质而言，主要关注的甚至可说唯一关注的，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权利之上的政府理论，这一人权学说和主权国家正当性理论自此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

　　不过，无论是当时的反对者还是后世的评论家，经常指责《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政治哲学都是当时的常识，就连亚当斯事后都抱怨“其中没有一种思想不是此前在会议中反复说了两年的”，理查德·亨利·李指责那是从洛克的《政府论》中抄袭来的。杰斐逊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他的责任并非发明新的思想，而是以表达美国精神为己任，他要说出每个人现在都想说的。宣言的成功不在于创造了新的理论，而在于揭示了潜伏已久的真理。因其是常识，才更具普遍性，才更具持久力量。

　　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独立宣言发布后，其影响便迅速蔓延，自1776年以来，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发布独立宣言的热潮，四次热潮都恰好与帝国的解体相契合：19世纪上半叶有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有一次，1900年至1993年之间又有一次。这些独立宣言或多或少都受到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以独立宣言作为精神指引，塑造了我们至今生活于其间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好也罢，不好也罢，至少现在我们仍无法逃脱。

　　独立宣言的特殊意义在于，将启蒙运动以来的不同哲学家所阐述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抽象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和原则，并通过美国革命和制宪会议变成了美国的立国之基。随着美国的强大，独立宣言及其哲学也随之被强化，从而不仅在美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几乎获得了政治圣经的地位。

　　但正如林肯所言，独立宣言具有双重内涵，在美国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在独立宣言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却经常被割裂开。事实上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关注独立宣言第二段中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革命者往往只关注第一段和最后一段有关独立的宣言。革命者经常将独立宣言中的革命精神作为反叛的理由，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的正当性来源于被治者的同意。美国革命其实根本不具备革命性，美国人要做的是强化而不是背离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政治理念，建国之父们最不希望《独立宣言》在世界其他地方被当做煽动叛乱或革命的口实，而不是作为重建自身正当性的诱因。今天我们纪念独立宣言，实际上要重温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要让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如我们日用所及，成为一种常识。

　　□翟志勇（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