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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的冬天,作家萧春雷第一次来到银川。出租车司机指着整条街光秃秃的树,说这位闽南客人来错了时候。“可我觉得太漂亮了!在福建叶子总不肯掉,像流水席一样没有节奏感”,萧春雷说。
为《华夏地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供稿多年,萧春雷的足迹伏贴至中国版图上的各处褶皱,又深入其后堆积的深厚文化层。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商业化日臻成熟,近年来“中国游客”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热词。而萧春雷的行走依然“传统”。在信息化的时代,他依赖甚至迷恋着地图,他对山川、水系的观察与书写总让人想起漫长中国人文地理脉络中的一些名字,如徐霞客、郦道元。百年来,近代科学、西方景观美学、生态主义哲学与传统舆地学交织并进,而萧春雷正在新旧交叠之间,潜心磨合着当代中国人文地理写作的方式与内涵。
地理叙事
深描未被现代化淹没的特质
今年,萧春雷又在写银川,“变化非常大,金凤区已经完全是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城市了”。
少年时代,对于出生于武夷山区的萧春雷来说,银川所在西北的荒漠、平原都是难以想象的存在。“我很好奇,那些我没见过的人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又如何应对这种自然挑战”,萧春雷回忆。
如今,萧春雷的足迹已遍及中国大地。少年时书本里的不少地名、方物都曾被他实地寻到。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萧春雷“重返”陈子昂于《居延海树闻莺同作》中的那片海子。唐朝时,“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自1949年以来,居延海已有6次枯竭,直到2003年才因连年人工补水而复活。
海的死而复生、城的古旧变迁,随着萧春雷的行走落入他的笔下,也化入他对人地关系的观察和思考。萧春雷也曾在拉萨见过霓虹闪烁的酒吧,但不赞成以“游客的傲慢”一味指责当地人对舒适现代生活的正当追求。他所遗憾的是,拉萨、银川“都有自己的好”,成为游客的人们容易对旅游地雷同的表象所迷惑,但从人文地理角度每一个地方仍有无法被现代化变迁淹没的特质。
例如银川这座被中国农牧分界线划进牧区的古城,每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之下,三面被沙漠围困,只依傍着一条黄河,但人类花费了2000年的时间,在银川平原创造出一个面积达七、八千平方公里的人工生态系统。在萧春雷看来,理解一个地方就是要看出这些特质,而看清地之特质又需要对人地关系的抽丝剥茧。
多年来,他把虚的地理坐标具体化为一城一地的气候类型、山川水系等地理尺度,以空间特质去解读人类的生存空间。读萧春雷的文字,人们会看到维吾尔族、土家族各自细腻的生衍故事,也会在惊叹中理解那些未见过鱼、没见过树的人们,如何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创造出别样的生活文化。
若把中国版图上的每一处褶皱看做是古老土地上的掌纹,萧春雷一直在破解那些紧攥在掌心的秘密。“与手相学家的不同在于,他们预测未来,我阐释什么样的过去造就了今天”,萧春雷说。
风景美学
新旧审美观在中国交替
于这些细密的掌纹中,萧春雷最为之震撼的,是在国内占地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地貌。如他走过的湖北五峰土家族聚居区域,这个降雨量丰富的地方既罕见游水的鸭子和鱼,也难以修建水渠、水库,只能在富有地下水的岩层之上采用旱作方式种起苞谷。喀斯特地貌直接影响着这一稻作文明区特异的生活、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当地的文化形态。
尽管这里的苞谷种了一代又一代,但人们对于人地关系的细腻挖掘却是近代的事。不只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在1928年才由地貌学家冯景兰等命名,后又经多人在八九十年间不断阐述才进入大众的地理常识,并塑造着人们的景观审美。
“近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遗产名录又成了替中国人挑选好风景的机构”,萧春雷说。就在去年,联合国在华首颁“可持续发展城市示范奖”,获奖城市是199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后坪天坑群所在的重庆武隆。武隆县的天坑和仙人桥如今是拉动当地经济的热门景点,而萧春雷查阅清代的《武隆县志》,它连“武隆八景”也没有挤入。
“后来我想明白了,武隆喀斯特景观以天坑、溶洞和仙人桥为主,都属于负地形。中国人很容易被山峰、悬崖等正地形感动,但洞穴、地缝等负地形作为一种艰深的美往往被人忽略”,萧春雷说。
其实从17世纪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的景观美学就开始逐渐影响国人。怀抱着传教的信仰与现代科学素养,他们足迹包括当时易让人生畏的西南“巫蛊之乡”,甚至在19世纪中叶艰难踏足三江并流区域。自20世纪中下叶以来,随着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兴起,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更对中国产生了直接影响。
现代旅游业直接反映了国人景观审美的变化。此外,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亦反映着现代科学、西方景观审美为基础的新风景美学。评选结果,最美的地理景观多分布在地广人稀的西部,与1982年国家公布的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分布对比,两者呈现了新旧审美观在中国的鲜明差异。
这内含隐忧:当我们以现代科学与审美去重新发现中国大地上的褶皱与起伏,徐霞客、郦道元身上的传统人文关怀何以兼顾,又可否延续?
地理散文
让人文与科学素养沉淀思想
2009年,作家萧春雷开始了人文地理写作。
尽管大多数国人都能背上来一两句边塞诗,但在中国传统文史写作脉络中,从地理角度书写一方风物的作品并非主流。它们或受代际版图变更的影响难以延续,或多少渗透着政治色彩。唐代独成一派的边塞诗在宋代的退守中便难以为继;至清代,以龚自珍、徐松、魏源为代表的西北舆地学,则是西方冲击下陆海边疆危机、政经文化危机同时爆发后的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即便十几年前,钩沉风土旧事的文化散文热也未能从地理观察的角度延续徐霞客或郦道元式的写作。
萧春雷最初动笔时,动机只是去远方看看那些难以想象的风景,去解决他对人们生存方式差异的疑问。当本意描述一方地理风貌的文字交到地理杂志主编们的手中时,文字的优雅和语言的张力让他们大呼“美文”。
可在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要如何确切地定义这种美文。无论是以《美国国家地理》为模本的《华夏地理》,还是创刊于1950年以地理学习、研究为旨的本土杂志《中国国家地理》(原《地理知识》),都不曾定义一种兼具文学质感与自然科学素养的文类。长期以来,它们的作者群体包括记者、学者、作家,对可读性、现场感、学术性的斟酌各有差异。
“人文地理写作”与“地理散文”,是萧春雷就此提出的新词。在萧春雷的理解中,它兼顾传统舆地学的厚重关怀与现代科学素养,并内含20世纪中下叶兴起的西方生态哲学理念。当“游记”“攻略”随着商品化旅游的扩张而普及甚至泛滥,萧春雷坚持认为,真正的人文地理写作仍需在知识、感悟、思想三个层次间路漫漫其修远。
初读萧春雷的文字,触到的是大地在褶皱间的起伏;读第二遍、第三遍时,或许你会发现他的行走并不孤单。这身影像是荒漠中穿行的玄奘,又像是远游了三十载的徐霞客。在不同的时代,中国文人在大地间游走,形式与内涵在变,路与人的身影却始终未断。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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