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服装厂童工,是否“正义”

　　观点交锋

　　PK

　　据报道，在江苏省常熟市的很多服装加工厂，普遍存在非法使用童工的现象，年龄最小的13岁。这些童工一个月至少要干活28天，每天的工作任务定量，干不完就要加班。中途不干了甚至连路费与基本的生活费都拿不到，不听话还要挨打。非法童工被曝光后，雇佣童工的作坊工头已经被依法控制，被发现的童工也被妥善安置。

　　被解救的童工 被表达的童工

　　在一个现代服装之都，竟有成批量的非法童工出现，的确让人错愕。这些童工，老板对他们打骂自如，予求予取，跟夏衍先生笔下的包身工差堪相似，“他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他们做牛做马，做砖做瓦，从贫困中来，到黑暗中去，在被压榨中一天天长大。

　　没错，看到视频的人都会出离愤怒，进而指责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如果监管触角能及时下沉到这些不规范的小作坊，他们还敢使用童工吗？

　　或许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因为服装厂老板通过暴力欺压的方式逼迫童工劳动，已经涉嫌多种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

　　只是，当舆论痛斥服装作坊老板无良、呼吁监管部门解救童工的时候，童工的真实感受到底是什么？这些童工确实是被黑中介骗来的，但视频中被暗访的他们，几个人的表情却是平静甚至是说笑的。这是因为麻木，还是本就觉得，即便被压榨，能拿到工资，也是可以接受的？

　　报道提及，这些童工主要从西南地区招进，中介说，西南地区的工资水平较低，一个工人能一个月拿两千块钱就不错了，而东部地区不一样，普通服装工人可以拿到更多。也就是说，在常熟非法服装厂的童工，是可以拿到不错的工资的。

　　呆在偏远山区与受虐待但能挣到工资的生活相比，童工更想要哪一种生活，这则报道没有说。但以前却有相同的案例可供参考。

　　2014年一批凉山童工被遣返后，一些童工却说自己“倒霉”。因为“在外打工总能吃饱饭，总比受穷好。”主流社会苦心孤诣做的事，于他们而言却可能是打掉了饭碗，这是何其荒诞的一幕？所谓悲剧，在他们身上以一种可疑的面目显现了。

　　在一波又一波关于底层悲剧的讨论中，悲剧当事人往往是沉默的一方，被表达的一方，主流社会所定义的正义、良知、法治，在他们那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能设身处地地思考。视频并没有呈现童工到底对这项工作感受如何，从始至终，都是视频在向外界传递一种童工被压榨、被胁迫的印象，童工是作为一种被观察的对象而存在的，而非是一种可以也应该发言的本体。

　　现在非法服装厂老板已被控制，童工被解救，但解救以后呢？正如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巴苏所言，在极端贫困条件下，如果只是强制禁止童工，而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济措施跟进，对孩子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更严重的饥饿和身体伤害。所以，常熟的童工被解救后，地方政府该如何提供可持续的救济措施，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王言虎（媒体人）

　　“理解常熟童工现象”是一种伪正义

　　常熟童工事件爆发后，舆论在高度关注的同时，也隐约呈现出一种“分裂”的态势。不少人认为，这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劳作，有被欺凌的风险，但至少，他们的生存状态、经济收入、发展前景，要远远好于老家的日子，所以，应该更宽泛地看待童工，不要一味“喊打喊杀”，甚至不妨修改下童工的年龄标准，让更多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合法地工作。

　　从生存的角度审视，这种观点当然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毕竟，单纯从收入与生活境地来看，一个月一两千元的工资，不管对贫困少年还是对他们的家庭而言，都是笔不小的收入。然而，这样的现实哲学，并不意味着曝光童工现象就成为一种“不正义”，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修改童工的年龄标准。

　　众所周知，法律上的成人定义是年满18周岁，而童工的界定标准是16周岁，也就是说，法律已经留存了两岁的冗余空间，如果年龄再下探到15甚至14周岁，显然非常荒唐。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明白，18岁虽然法律上已经成人，但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习惯于将这个年龄的人称为孩子，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生活经验，他们都还有所欠缺，更遑论14、15、16岁的少年？

　　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媒体报道针对的是雇佣童工的小作坊主，抨击的是雇佣童工的现象，与这些孩子返乡后如何生活，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混淆。倘若将两者混为一谈，那是不是还得给这些企业主颁发“扶贫奖”或“慈善奖”，以表彰他们为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机会？

　　没错，被送回家的孩子，有很大的可能生活会变得更加糟糕，但错不在媒体的曝光，错不在法律对童工现象的严厉，而是要进一步拷问当地权力部门在扶贫工作中是否尽力，在少年儿童的保护上是否尽心，是否用制度给贫困少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或向上通道？

　　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十四五岁的贫困少年，出于生存的考量，应该在超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那十二三岁乃至八九岁的童工，是不是也该同样给予理解？十四五岁的童工家庭贫困，生活需要改善，十二三岁的童工同样也该如此。但这显然忽略了更低龄童工的生理特质，将对他们造成更大伤害。

　　单论个体生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作为，寻找到一套解释得通的说辞，但不要忘了，不管法律也好，舆论监督也罢，都需要关照更宏大更深远的领域。曝光童工、取缔童工，只能是未成年人保护现实中的一个链条，不能也不应该用现实的生存哲学，为童工的存在寻找借口。

　　□曹旭刚（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