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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穿过苦难,做幸福的人

2016年11月2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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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位于别列捷尔金诺的“乡村别墅”
新京报插画/高俊夫

  1955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欣喜若狂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

  “你无法想象我做到了什么!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帕斯捷尔纳克此前曾数度获得诺奖提名,1958年凭借《日瓦戈医生》实至名归。得知获奖后,他给皇家文学院发去电文,“非常感谢、欣喜、自豪、诚惶诚恐。”然而接下来的遭遇让他不知所措——他的祖国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喜悦。

  苏联国内掀起了声讨《日瓦戈医生》的风波,苏联作协决定开除作家本人的会员资格,《真理报》《文艺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更卑鄙的是,当局从作家的身边人入手——如果他决定领奖,那么他的爱人伊文斯卡娅将面临牢狱之灾。在政治压迫和爱情危机面前,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宣布放弃诺奖。

  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日瓦戈医生》事件”,消息传到彼时的中国,却几乎无任何反应——正处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大部分人还从未听说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

  “《日瓦戈医生》事件”过去近三十年后的1987年1月,由蓝英年、张秉衡合译的《日瓦戈医生》中文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读者陆续能直接阅读这本被长期封存的“苏联禁书”。此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含泪的圆舞曲》(1988)、回忆录《追寻》(1988)等作品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时至今日而不绝。

  作为一个承接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和现代主义发端的抒情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诗的创作。北岛、柏桦、王家新等这些与帕氏未曾谋面的习诗者狂热地阅读他的诗歌译本,王家新曾写下姊妹篇诗歌《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表达他和他所属一代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

  的确,中俄两国经历了何其相似的沉痛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帕斯捷尔纳克存在一股难言的亲切。帕氏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沧桑境遇,他作品中体现的对俄国历史的承担意识和“负债感”,足以让中国知识界在作家独立人格的烛照下反观当下的自我。

  2005年,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杰出人物传记丛书”推出作家、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撰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作品甫一问世就摘得俄罗斯2006年度畅销书奖,且一版再版,迄今为止印数超过六十万册。这是一部“大书”——不仅因为超长的篇幅,也因为内容演绎极为繁盛,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那贯穿生命始终的、甚至显得“过剩”的激情。

  2016年九月末,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由译者王嘎耗费七年心血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这本厚度达1014页的帕氏传记,将文本、命运和帕斯捷尔纳克三者等同起来,打破了传记题材通常的线性叙事模式,以“夏天”的季节隐喻作为对诗人履历和精神气质的“模仿”,这是一本抒情诗人写给抒情诗人的传记。

  从翻译到阅读,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意翻开某个章节,都能感受到一股夏天的热浪扑面而来——一个将“在沸水中越来越好的虾子”自喻的人,在俄罗斯漫长的20世纪苦难中,以生活为姐妹,以体验的姿态穿越加之于个体与民族的苦难之境,以己身捍卫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成为一个与20世纪俄罗斯民族命运共呼吸的精神符号。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他自己——一个穿越苦难后依然醉心于生活的人,一个不幸的幸福之人。

  □新京报记者 柏琳

  详见B02-B06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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