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个人命运与时代翻覆相互交错，阅尽世间悲苦与欢欣。他站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捩点上，凭借天赋感知这一切，并以诗歌和散文形式加以呈现，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创建（或开创）自由。

　　与复杂艰辛的人生历程相对应，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风格也经历了由混沌到明澈、由繁复到简白的发展过程。他用数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漫长的成熟期，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以及由此衍生的组诗，即是悲欣交集的生命见证。

　　等待飞升 

　　站在时代的门槛边耳语

　　1890年2月10日（俄历1月29日，也是普希金的忌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后来成为托尔斯泰的“御用”插图画师；母亲则是钢琴家，情感异常纤细。这个世纪末的俄国知识分子之家，笼罩在契诃夫所云“所有人都神经兮兮！”的氛围中。帕斯捷尔纳克也养成了知识分子冲动的脾性，易动肝火，喜欢悔过。

　　帕斯捷尔纳克的青少年岁月，正值俄国历史空前的变局，从“一九零五年革命”到一战爆发，是他对浪漫主义艺术最沉迷的时期。其间他先后学习过作曲和哲学，继而开始跟一些未来派艺术家交往，包括与他惺惺相惜的马雅可夫斯基,但他对未来派激进反传统的旨趣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他的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发表于1913年末，这是他在文学上稚嫩的起步，但一开始就透散着鲜活的气息，对自然景物人格化的描写更是意蕴深长。

　　从1917年3月到10月直至内战燃起的1918年，帕斯捷尔纳克接连经历了俄国历史雪崩式的变革，连同无果而终的恋情。他随后在诗中写道：“那旧的一年，时常在窗边/朝我耳语：跳出来吧/这新的，则用狄更斯的圣诞童话/驱散了一切。”（《1919年1月》）

　　一个新的年份，站在时代的门槛边，向世人许以革命洗礼的幻象，用氤氲在岁末的节庆，给那些惶然失措的人们带去慰藉。个人命运与时代如同平行的链条，让帕斯捷尔纳克初次意识到自己并非这场狂欢的局外人。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历史和命运的复杂体验，投映在《生活，我的姐妹》中，将他推送到一流诗人的行列。

　　一种泛神论式的奇思异想贯穿于整部诗集：与其说人在世界中感知和塑造着万物，不如说万物在世界中感知和塑造着人。茨维塔耶娃读到《生活，我的姐妹》后预言：“您将变得非常老，等待您的将是漫长的飞升。”

　　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创作延续到二十年代末，除了几部堪称经典的抒情诗集，他还试图增添散文叙事的经验，而长篇叙事诗对于他似乎具有更大容量，用以包纳宏大时代的变迁，揭示其中的谜题。此类实验很难说是成功的，但一些未完成的篇章日后却与《日瓦戈医生》的构思衔接起来。

　　落入沉寂

　　文学还是政治？与时代争辩

　　1930年，以先锋主义的反叛姿态著称，却被官方指定为头号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尽。对于这位昔日好友的悲剧，帕斯捷尔纳克一反批判自杀的社会舆论，写下了《诗人之死》。在他看来，那些在时代威迫下偷生并苟活在流言中的人们，才是真正“怯懦的男女”和“病夫”。他对诗人之死则不吝赞颂，认为这是英勇之举，尽管两人因观念冲突早已貌合神离。

　　帕斯捷尔纳克写给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人之死》，无异于对苏联社会的公然争辩。与此同时，面对各种人为强制所带来的流变，以及“生活越来越好”的假象，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更多地甘愿顺服，内里则以使徒保罗的训示作为自我持守的方式，即所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相形之下，他的另一位诗歌对手、永恒的“对蹠者”曼德尔施塔姆则如飞蛾扑火，投向绝对自由的烈焰。三十年代的曼德尔施塔姆，俨然沦为时代弃儿，越来越像旧日的癫僧。他不停地要求对其文学地位作出公断，生活变成了一场悲怆的滑稽剧。

　　在大恐怖行将来临的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写下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他偶然遇到帕斯捷尔纳克，当面诵读了此诗，后者的反应迅疾而冷漠：“我建议您不要再向任何人读这首诗。这不是诗，是自杀。我可不想参与您的自杀。”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被捕，1938年，死于苏联劳改营。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对诗人的妻子说，这是一首“肮脏的作品”，“超出了艺术的界线”。

　　许多文献都提到，斯大林本人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试探他是否有心营救自己落难的“诗歌兄弟”，那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几乎将帕斯捷尔纳克逼向道德两难的绝境。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冷漠自有衷曲。而文学也绝非依据道德勇气论功行赏的舞台，当文学遇到政治，单凭一具肉身与之抗争，未必是合宜的选择。

　　1933-1943年间，是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上的沉寂期，未出版一部原创作品，只能根据“订货”，依靠翻译维持困顿的生活，但也因此留下了俄语中最出色的《哈姆雷特》与《浮士德》。

　　选择幸福

　　在悲剧中提炼生活美感

　　《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认为，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帕斯捷尔纳克实属凤毛麟角的异数，他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的幸福感首先取决于对悲剧性的认知，早在苏联社会趋于恐怖巅峰的1936年，他就宣称：“离开悲剧性，我甚至连自然风光都无法接受……悲剧性，喻义人的尊严、人的庄重、人的充分成长。”

　　帕斯捷尔纳克善于将一切灾祸转化为幸福的机缘，在他看来，只有当灾祸降临，才是事物内在本质浮现于外之际，人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自我，从非自由的存在状态中完全得解脱，成为一个幸福的完人。

　　说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帕斯捷尔纳克晚年名诗《在医院》。1952年，诗人突发心肌梗塞，死神与他相隔咫尺。病愈四年之后，他在诗中想象和预见着“病床上的结局”，并把感恩的凝望投向窗外：“‘上帝啊，你的这些事业/何其完美,’病人暗自想起/这些床褥、人群和墙壁，/这死亡之夜和夜的城市。”当听到诗人流着激动的泪水，转向上帝发出礼赞，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或造作，因为这是事件发展的结果，事件将人裹挟，合乎逻辑的选择除了礼赞（“像一声压抑太久的叹息”），并从中获得崇高的美感，别无其他。置身于人世间万般遭逢，诗人始终相信，相对于当下，还有另一种现实。而美是通往幸福的终极道路，引领人在永恒事物中向上飞升。

　　作为一名社会意识天生敏锐的艺术家，帕斯捷尔纳克从不排斥人与人的交往，反而时常身处各类遭逢的核心，众多人环绕着他。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形成一幅惶然而不失美感的画面，早在近百年前，这种景象就已浮现于帕斯捷尔纳克笔端：“讲完可怕的故事，/它们留下准确的地址，/敞开门，相互问询，/像在剧场里一样走动……”（《夏夜群星》）。

　　【帕斯捷尔纳克主要作品年表】

　　1913年12月，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出版。

　　1922年4月，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出版。

　　1923年9月至11月，长篇叙事诗《崇高的疾病》首次发表。

　　1928年7月，长诗《一九0五年》和《施密特中尉》单行本出版。

　　1929年秋天，完成长篇诗体小说《斯佩克托尔斯基》。

　　1932年3月，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单行本出版。

　　1932年8月，诗集《第二次降生》在“联邦出版社”出版。

　　1946年1月-1955年，创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1956年春，完成自传体随笔《人与事》。

　　1990年2月-1991年2月，俄罗斯“文学出版社”出版五卷本《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文集》。

　　□王嘎（《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