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诞生”后，他得到了净化的明晰

　　“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帕斯捷尔纳克传》开篇的这一句，闪电般击中了我，它也为这部长达千页的传记定下了最隐秘的基调。

　　传记也是一种塑造。怎样来书写这样一位在创作上如同大自然一样丰饶、其人生又贯穿了二十世纪所有历史的诗人？这部传记中，作者这部打破了通常模式的传记作品，分为三部五十章，以“幸福”的获得及其付出的代价为主题，以“六月 姐妹”“七月 诱惑”“八月 变容”为三部曲各自的乐音标记。帕氏本来因为癌症死于初夏（5月30日深夜），但传记作者却把其生命的尾声放在了苹果成熟、压弯枝头的八月。耐人寻味的是，帕氏的“替身”日瓦戈即死于八月末，那时他身处一辆拥挤的电车内，相信自己看到了车窗外的拉拉，挣扎着向她奔去，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你相信这个神话吗？你是否从中感到一种令你战栗的“更高意义上的真实”？

　　“良心烛照下的艺术”

　　滴落在生活中的诗歌

　　悲剧的主人公完成了他自己，也超越了他自己，在传记作者贝科夫看来，连他在“诺奖噩梦”之后的英年早逝也死得恰到好处，“四周的世界绽放了，用初夏的全部美好为他送行。……所有罪错都已洗赎，所有苦难都被战胜。剩下的只是告别。”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这样的诗意描述，虽然我还很不满足。但贝科夫以“六月 姐妹”作为传记第一部的副题，在我看来却恰到好处。

　　对于早期的帕氏，全部诗学就是“生活，我的姐妹”，诗人和他的“生活姐妹”（这包括了大自然）一起成长。在以赛亚·伯林看来，帕氏比任何人都更生动地诠释了文艺复兴的理念，“即认为艺术家是可与大自然本身相匹敌的创造者”，他所拥有的天赋也使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将人与事物“鲜活的品质和生命的律动”传达出来。（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

　　而王嘎所译的这部传记中的帕氏的早期诗，也使我对一个诗人的天赋有了新发现。王嘎的翻译，不仅进一步揭示了帕氏特有的诗性感受力和隐喻才能，也让我感受到了一个诗人的脉搏跳动，如《麻雀山》一诗的开头和节尾两节：

　　“你被亲吻的双乳，仿佛在净瓶下洗过。

　　夏日如泉水涌溅，却不会绵延百年。

　　我们让手风琴低鸣，却不会踩踏节奏

　　夜夜起舞，任由音调与尘土飞扬。”

　　“透过树影，浮现出正午、漫步与圣灵节，

　　小树林要让人相信，世界向来如此：

　　就这样被浓荫顾念，被林间空地感染，

　　被我们承担，仿佛云朵滴落在印花布上。”

　　这里，诗一开始的“净瓶”，它不仅使肌肤相亲具有了诗性的净化意味，也给全诗定下了音调。而全诗最后的“滴落”，不仅富有诗意，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帕氏的诗。在帕氏看来，诗歌之泉的“涌溅”，首先来自于“吸收”，生活姐妹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慷慨”。因此他会钟情那云朵浸润的印花布。

　　这样的诗，借用茨维塔耶娃的话来说，“吻过（读过），就会爱上”！但问题在于，就在帕氏写下这些诗篇的年代，俄罗斯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且不说阿赫玛托娃在三十年代恐怖时期创作的令“高山低头”的《安魂曲》，曼德尔施塔姆早在1921年就已写下了他那首预言般的《夜晚我在院子里冲洗》。正如曼氏的遗孀娜杰日达所说：“曼德尔斯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时代之实质的人。”而在帕氏早期的诗中呢，并没有那种阿赫玛托娃式的令人心惊的句子，人们不会明显看到如布罗茨基在谈论曼氏时所说的“诗人与帝国对立”这一“原型困境”和对应关系。

　　的确，当曼氏挣扎在流放地沃罗涅日的那间小房子里，人们有理由说那个“生活在别列捷尔金诺别墅中”的童话诗人“受的苦不够”。谈起这位被官方和民间都视为“俄国第一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讽刺语）的诗人，人们有理由给予道德上的责难。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希尼会说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的历史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读了这部传记我深感欣慰，因为它再次证明了帕斯捷尔纳克一生的创作，仍是一种如茨维塔耶娃所说的“良心烛照下的艺术”。历史的检验是无情的。除了偶尔流露、很快就被自己删去的“鬼才知道是谁下的”的歌颂之辞，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经受住了这样的良心的拷问。

　　“永恒的童年奖”

　　受难者临终前说“我快乐”

　　话再回到阿赫玛托娃那句“永恒的童年奖”之类（“他被授予了永恒的童年奖，/在慷慨和光辉的星辰映照下”），它是对帕氏的赞美，但也暗含了讥讽。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并不幼稚。他在二、三十年代的《主题与变奏曲》、《崇高的疾病》、《施密特中尉》、《第二次诞生》等作品，都显现了对历史过人的洞察力，并隐含了着日益严峻的时代和个人良知的冲突。对于俄国革命，帕氏和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并不持一种拒绝的态度（他曾称革命为一场“了不起的外科手术”）。但他后来渐渐发现，革命的音乐变成了恐怖的噪音。

　　在由早期的异教徒式的，泛神论式的世界观转向一种基督徒式的信仰后，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愿意跟一切和解，曼德尔施塔姆正相反”。帕氏很不理解曼氏为什么写那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虽然他私下里对斯大林的厌恶并不亚于任何人。

　　说到斯大林，帕氏与他的关系，成为这部传记的一个焦点。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诗人与暴君，这是典型的“俄罗斯命运的对位”。对此，这部传记有耐人寻味的揭示：“联结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的，不仅是相互的吸引与排斥。使他们相联的还有彼此间的制约。”

　　他们互为“镜中人”。在权力的周旋中，帕氏大体上保持了诗人的尊严。很早我就听说过斯大林讲过“别动这个天上的神人”。看了这部传记，我才知道斯大林这句话很可能是帕氏自己编撰出来的。他之所以这样编撰，是因为他了解斯大林，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洞悉俄罗斯精神之谜。因而传记作者会借题发挥：“人们将记住我，也将记住你。所以，你这鞋匠之子，可别忘记我——艺术家之子。”

　　如果说他早年的态度是“照单全收”，到了创作《日瓦戈医生》前后，“他拒绝了极权的诱惑，不惧结果。他又重新开始写诗……”（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日瓦戈的孩子》，董帅 译）

　　而到了决意将《日瓦戈医生》交由国外出版时，帕斯捷尔纳克真像奥登的诗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去爱并且死”了。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1957年在国外发表《日瓦戈医生》，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迫于国内巨大压力，他不得不拒绝接受，成为“追猎的喧声”中的受难者。

　　但是这样一位受难者临终前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却是“我快乐”。是这样吗？就像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发问：“我的工作真是值得的吗，是的，只有当一道来自上苍的光芒笼罩然着它时如此。”即使在受难中，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幸福的，并曾因这幸福而泪流满面，因为他通过牺牲、受难和奉献达到生命更高层次，因为他以全部的勇气和创造力，承担了一部伟大作品的命运。

　　即使就艺术发展而言，传记作者也为我们做出了精当勾勒：“帕斯捷尔纳克以极其主观的抒情为起点，直抵散文叙事，由有意识的印象主义的朦胧归于经典的、传统风格的明晰。”

　　他所说的经典的明晰，是指《圣经》式的质朴和启示性。去读《日瓦戈医生》最后部分收录的《圣诞之星》吧。有人说仅凭这一首诗，诗人就可以不朽了。

　　□王家新（诗人，著有诗歌《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

　　圣诞之星（节选）

　　严寒的夜晚像一个童话，

　　不知是谁从暴风卷集的雪堆

　　悄悄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狗缓步徐行，小心张望，

　　向牧人的帮手乞怜，等待灾难。

　　有几个天使夹杂在人群中间，

　　也走在这路上，经过这地方。

　　他们没有实体，无影无形，

　　所到之处只留下他们的足迹。

　　众人乱哄哄地围住一块巨石。

　　天放亮了。雪松显露出枝干。

　　“你们是什么人？”马利亚问道。

　　“我们是游牧民和上天的使者，

　　前来为你们两个唱响赞歌。”

　　“不能都进去。请在门口稍等。”

　　……

　　他浑身闪亮，睡在橡木的马槽，

　　宛若照进树洞的一缕月光。

　　驴嘴和牛鼻孔

　　代替了他身上的羊皮袄。

　　人们站在阴影下悄声说话，

　　就像家畜在窝棚里低语。

　　忽然，不知是谁从昏暗中

　　把星相家推到马槽左边不远处，

　　他转身一看：那圣诞之星

　　像一位宾客，在门边望着童女。

　　（1947）

　　（王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