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高兆明 好的道德，离不开制度正义

　　年底了，各地相继要评选出“道德模范”，目的是以“树典型”和“宣传模范事迹”的行政方式改变道德的状况。但长期以来，道德状况却并未因行政的奖励和宣传而变得更好，不管是轰动一时的“小月月事件”，还是拒绝扶起绊倒的老人，道德秩序的失范时刻在拷问我们的道德状况。

　　问题出在哪里？直到今天，人们对道德失范状况的认识基本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拷问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品性的不足，二是拷问整个社会文化信仰的缺失。

　　然而，在二十年前，学者高兆明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更愿意触及那些隐藏在道德背后的制度和环境状况。他现在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所撰的《道德失范研究》是最早从制度及其正义的角度切入道德研究的作品，今年6月，在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文库下重版。在他看来，道德行为深受日常生活中所能感受的正义状况的影响，如果缺乏制度正义，即公平、平等规则和奖惩分明的制度化标准，社会成员便不能平等地感受到尊严、尊重和自尊，道德失范由此涌现。

　　到制度中寻求道德状况因果

　　应该说，道德的失范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绝对完美的道德秩序从未抵达过世俗的生活世界，而在社会变迁或转型的时期，道德的失范或来得更为猛烈，比如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刚落地，经济和社会秩序面临巨大的转变，旧有的道德失去了约束力，却又不能立即抵达新的道德世界。新旧更替的过程，是一段道德乃至整个社会秩序失范的艰难历史。

　　这种局面，还催生了关注秩序重建的社会学的诞生，也成就了孔德和涂尔干等法国思想家。他们毕生致力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他们的关切中，除了孔德晚年转向了面向个人的神教，都是在寻求一种制度的和文化的反思与拯救，而制度正是指那些在法律和社会文化中规范化的行事方式。

　　而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所触发的社会转型持续至今。集体主义至上的道德退却，但新的以尊重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为基调的道德秩序仍未建立，道德的失范不时涌现出来。

　　高兆明以此为他思考的背景，从古希腊文明一路追问下来。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探究如何培养好公民时主张，在好城邦中过好生活，做好公民。黑格尔揭示人的品格是人的第二天性，人的第二天性系后天伦理共同体生活的结果。他在被问及如何培育孩子的好品格时借用古希腊人的话说：在有好的法律国家中生活。马克思不仅揭示人的社会性本质，还明确要建立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所谓“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他心目中的合乎人性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道德状况的美好只能是一种空想。沿着这一基本认识，高兆明以他的研究方式诊断了那些关于道德失范的认识和困惑。

　　■ 对话

　　道德“滑坡”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研究道德失范，是否意味着转型前的道德状况就好，而是在近四十年来才“滑坡”的？

　　高兆明：虽然我从转型的角度来看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但这绝不意味着就认定改革开放前的道德状况就是好的健康的。相反，这里有一个基本判断，改革开放前的道德存在严重问题，那时的人性是被扭曲的。

　　时下，一些人面对社会严重道德失范现象，于是就怀旧，以为改革开放以前乃至“文革”以前的社会道德是好的、清明的。对这种现象应当警惕。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总体上说，那时的人情感朴素，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简单，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功利性，但是，人性是被扭曲的。朴素、简单的另一面是生命、亲情、友情、爱情等一切人间珍贵的东西都可以被轻易蹂躏。

　　新京报：持道德“滑坡”是转型后才出现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将此归因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造成了拜金主义，致使个人为了私利享受不顾伦理道德；市场经济产生了个人主义，只顾自己而不管他人或集体利益。在你看来，事实是这样吗？

　　高兆明：尽管社会道德状态与市场经济实践有关，但不能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

　　第一，这不合乎历史。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也有道德败坏、拜金主义、极端自私自利。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社会，未必是道德风尚败坏的社会。

　　第二，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就没有积极的人文价值？这需要追问。黑格尔、斯密、马克思等思想大家对市场经济人文精神的分析很充分，都有自己基本的看法，对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并没有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相反，还在相当程度上给予积极肯定。主体、主体性精神、权利、契约、规则、法治、合作等精神，是市场经济建设对社会人文价值精神的积极贡献。

　　第三，市场经济本身作为一种社会配置资源方式，无所谓好和坏，但它是否健全、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有一个好坏的问题。如果资本与权力交融一体，如果资本本身缺少有效的规范与约束，就是坏的市场经济。在坏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不需要诚实守信、不需要通过利他而利己、不需要契约精神。只有坏的市场经济才败坏社会风气。坏的市场经济，这才是现时需要特别警惕的问题。

　　制度正义是现代化的方向

　　新京报：制度的正义一定是各种要素统一作用的结果。但如果从人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公平与正义要实现，在你看来最值得关切的什么？

　　高兆明：如果从主体、主观的角度来认识问题，也有诸多方面。我简单点从社会分层的侧面来说。一个社会可以分为大众和精英。社会的文明进步，两者都有要求，如果少了其中任何一方，制度正义建设就不可能。

　　它需要精英分子的理想、良知与无私精神。如果精英们利用自己垄断的资源，图谋私利，正义制度的供给谈何容易。如果相反，精英们能够“承认”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身份、人格、尊严，并以宪法法律的客观方式确立，那么，就较为容易。信仰、理想、良知，当然每个人都要讲，不过，首先是社会精英分子要有信仰、理想、良知，要公天下，而不是私天下。

　　作为大众，我们每一个人不能置身度外。我们都是局中人，不能指望别人替我们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然后再去变得纯粹一点。马克思强调改变主观世界与改变客观世界的统一。世界是丑陋的，我们自身也好不到哪里去，需要改变世界，也需要改变自身。

　　新京报：这本书的研究，是你在二十年前就做的。你非常注重历史感，置于社会转型角度把握，对转型时期的“非常态”道德失范和任何时代都存在道德问题的“常态”做了严格的区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否有过新的体会或感触？

　　高兆明：经过这么些年的实践，尤其是放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把握，现在对问题的认识变得更为不安。“非常态”向“常态”过渡或转化，有两个可能方向。一是在全社会形成新的道德价值精神，克服道德失范现象。这是一些成功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民族所经历的成功路径。这是一种常态。还有另一种演变方向，即既有的“非常态”本身变成了“常态”。这就很可怕。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够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极为严肃的现实问题。当下，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有强烈的现实危机感。

　　时间越来越紧迫。如果这些道德失范现象本身真的成为常态，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前途究竟怎样？令人忧心。在这个意义上，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建设有一个“时间窗口”问题。我们不能错过“时间窗口”。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