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不展现历史悲情，只讲普通人悲欢

　　【聚焦•台湾电影金马奖】

　　《八月》聚焦于大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伤痛的转轨、改制时期，国家工人面临“一夜之间大厦倾塌”的困境。但影片不是为了展现某种历史悲情，而是为了还那个时代的人以尊严。

　　聚焦于经济转型期工人的困境

　　在刚刚结束的第53届金马奖颁奖礼上，在我看来最大的亮点，是张大磊执导《八月》拿下了“最佳影片”。如同将悬念留到最后的戏剧，夺走最佳剧情片大奖的是一部尚未在院线公映的低成本处女作。更为惊人的是，《八月》不光征服了许鞍华担任主席的评审团，还赢得了口味刁钻的影评人的激赏，在颁奖礼之前便已拿下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亚洲电影观察团推荐奖。而凭借该片拿下最佳新演员奖的小男孩孔维一，和金马奖主海报上拿着手电筒的小四（纪念《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二十五周年）形象上的遥相呼应，也让人感到这是一种冥冥中的默契。

　　《八月》聚焦于大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伤痛的转轨、改制时期，曾经是国家主人翁的工人老大哥面临“一夜之间大厦倾塌”的困境。那些有着各种福利设施、医疗教育保障，承诺“养生丧死无憾”的单位纷纷开始下岗裁员，八千万工人和他们家庭的命运被改写。而也正是在这个激烈的变革时段，大量前所未闻未见的流行音乐、西方电影出现在了平民大众的生活里。不同于以苦涩而幽默的调子呈现“后转轨时代”的影片《钢的琴》，张大磊导演的《八月》试图回到那个变革正在发生的时段。在那个时刻，旧的社会结构逐渐崩溃，但旧日的温存祥和还在延续，新鲜的事物在不断涌入，而新的社会问题还未造成无法承受的苦难。街坊邻里还会聚在大院中一起看昙花的开放，对遭遇困难的亲友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奇妙再现了过去的梦境

　　导演和主创们通过无限丰富的细节和极为精湛的美术、音效，几近真实地还原出了一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空间。但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同，《八月》所要再现的是带有普遍性的工厂大院，因而有意地模糊了准确的年代与地域，并把整个故事放置在男孩晓磊的见闻和感受中。

　　不提供准确时间点和地域性的做法，配合大量使用全景、很少运用特写镜头的拍摄和黑白画面预留出的想象空间，让影片极为奇妙地再现了八九十年代的人，他们的普遍梦境和记忆。因夏日炎热和青春期躁动，不时陷入瞌睡与梦境的男孩晓磊，就仿佛是梦境中的我们。这个带有导演自传色彩的人物时而懵懂、时而勇敢的行为，替我们完成了在经历那段时光时未能完成的心愿——细心观察、静静聆听、大胆行动。

　　在影片大部分的场面调度中，晓磊途经的种种事件、身边奔跑过的人物，始终无法冲撞到他，他仿佛和观众一样置身于时间之外，而一旦他要用双截棍介入这个世界，镜头便会把他移到画框之外或是让他变为大全景中的一个小点。导演深谙这种观众想象中的快意恩仇，还是要回到观众的想象中去完成。

　　无意描绘遗憾，而是要还人以尊严

　　因而《八月》对过去的重访并不意在描绘一个永远逝去的乌托邦，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可避免的遗憾，这种遗憾通常只能在梦境中补偿。影片所做的是通过一个小男孩的观看与思考，再现那个时代的人。这些遭遇了如此大变故的人们，都在积极地寻找出路，并且能够相互体恤和慰藉。他们饱满的神情、豪爽的作派、普普通通的善良，竟是那样动人心魄。

　　换而言之，《八月》回到那个新旧交替、新旧杂陈的时刻，不是为了展现某种历史悲情，而是为了还那个时代的人以尊严。正如张大磊导演所言，这个基于个人生命经验的故事超越了个人生命经验，也超越了对一个电影制片厂改制时期的再现。它所创造的表达，让我们知道，在《钢的琴》式的类型化、喜剧化方式之外，也能讲述普通工人的生命悲欢。

　　在《八月》的最后，我们看到了父辈寄来的录像带，在晓磊接到这封彩色视频信之后，导演大磊将这部影片献给了“我们的父辈”。而这场如真似幻的梦回，无疑打动了金马的评委。

　　□王昕（电影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