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点“痛”，亲近母语

　　王星执教于无锡太湖高级中学，校园广场上种着榉树。老无锡人家讲究前榉后柏，寓意后辈中举、前人百岁。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秋天银杏叶落一地，踩着叶子走着走着就从家到了学校。

　　“我也不记得和老六是怎么认识的，人要做点事，时间慢慢走，自然而然就认识了”，王星说，“第一次碰面就聊到了老课本，我提出了想法，他说，‘你做吧’”。

　　从事语文教育多年又一直搜集清末、民国语文课本的王星一直有个想法，如果不考虑成本，如何给孩子“最好的”母语教材？2011年，他与出版人张立宪在一顿饭中敲定：以1965年创刊的老杂志《东方红》中的日历形式，把已整理出的三千多篇老课文做成一套当代童蒙读本。

　　从2010年心有此志，到2014年《日课》正式出版并在十天内首印售罄，王星经历了一次充实又痛苦的老课文筛选、编辑过程。他相信，只有老六这种执意做好书的理想主义者才能把一本母语教材编印、装帧得如此“奢侈”。翻开《日课》，我们能读到一群教书人、做书人亲近母语的默契与执著。

　　在化为碎屑之前

　　搜集、整理、抢救旧教材

　　王星的第一本老语文课本收于1988年。他在表弟家的阁楼上无意间发现一只大麻袋，倒出来全是书。这只表弟的爷爷留下的旧麻袋，让他与语文老课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8岁起，王星就开始用父母给的零花钱定期去庙会、集会上收古籍。上了初中，他跟收旧货的人成了朋友；到了大学，又发动散在四方的同学帮忙收书，再从《藏书报》、西祠胡同到孔夫子旧书网，王星的旧课本收藏见证着国内传统旧书交易行业的发展。

　　如今，30多万页书、三千多册清末民国时期的旧语文课本，按出版社、学段整齐地码在他的书橱中。它们大多出版于1898年到1949年。从1898年的《蒙学课本》出版至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教科书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兴盛期，后因战乱出版种类锐减。由于不同教材采用的纸、墨不同，这些故纸的保养程度有别。有些一折就易断，有些则会如雪花般一片片碎下来。

　　王星说，由于纸张寿命有限，这些书或终会在某一刻化为碎屑。从2010年起，他希望能用10年的时间，把清末民国1800余种近2万册语文教材目录整理出来。目前清末和民国中学两册已经完成，民国初小分册正在进行，高等小学及作文分册则排在计划中。

　　这个长久计划并未受2012年民国百年引发的老课本、老作文热潮影响而改变，相反，王星恰从其中得到提醒，“当时很多人把民国的东西直接拿过来翻印，有些做得比较低劣，我们索性做了选择，只把老课本中适合于当下的东西挑出来”。

　　把家里几个大书橱中的30多万页课文压缩成365篇，这个过程对王星而言非常痛苦。对着一张2013年的空白日历，他迟迟不敢填，在多次忍痛割爱和推翻重建后，才定下以春夏秋冬为框架，内容则由浅入深。但当2013年版《日课》进入图片处理阶段，王星心中仍觉出一丝未满。张立宪叫停了印制工作，两人决定缓一年，再磨一年。

　　2013年底，避开了民国老课本热潮高峰，2014年版《日课》低调面世，首印册数斟酌选定在一万册。出乎两人意料，张立宪在该书上市几天后就在高铁上接到了首印售罄的消息。

　　热潮背后的失落

　　把曾经的童蒙读本带回当下

　　“读库”推出《日课》两年多后，张立宪新创了品牌“读小库”。“读库”走过了十年，随着不少读者生儿育女，张立宪开始关注下一代的阅读与教育。

　　在今年杭州晓风书屋的《共和国教科书》交流会上，他念起一段新国文：“玻璃缸中，金鱼两尾，小猫来，欲捕鱼，我入室，猫逃去”，念完，用几秒钟的时间呷了呷嘴，才从文中回来。

　　《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元年出版，十余年间销售七八千万册。百余年后到了张立宪手上，蓝皮、宣纸、楷书、繁体、线装，影印再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涵盖28册教科书及对应“教授法”全部内容，仅平装定价就500多元。

　　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做一套价高得不好卖的老课本？张立宪回应，“翻开这些书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当他把这套童蒙读本交到杨绛手中，她竟能背诵一些旧篇章，因为这套书正是她儿时用过的教材。

　　旧教材的文字之美打动了张立宪，另一位出版人俞晓群则在民国老课本、老作文、老试卷已在呈现出版饱和状态时，发掘出民国童书这块新文化版图。

　　今天日本绘本对中国大陆市场形成强势影响，然而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曾评价：“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出版童书达数千种，风格与内容践行着教育家张宗麟在《幼稚园的社会》序中的理念：“如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水和调节温度，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

　　童书虽小，却也是辛亥革命催化的文化成果之一。但百年来，它们近乎全然散失。民国百年热的出版风潮背后，隐含着童蒙读本散失严重的现实。如今不少儿童教育从业者、研究者了解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编写的童蒙读物，却只闻其名，不见其书。

　　原因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外，60多年的社会变迁也将旧教材和童书的创作群体打散了。他们或移居国外、台湾、香港，或湮没无闻，或落得战犯、汉奸、反革命的身份；留守大陆的人则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一些曾创作出那样温暖的母语读本的灵魂被迫失了魂。俞晓群曾读到，民国四大教育家之一陈鹤琴在1982年病危时，口中仍不断喊着“黄包”，那里面有他的入党申请书。

　　带着感动与痛点，做书人要把曾经的童蒙读本带回当下。

　　遗忘与不忘之间

　　我们曾注意到那么多教育的细节

　　直到现在，做了高中副校长的王星依然坚持语文老师的职责，但他不会在课堂上把《日课》讲给学生听，“因为他们现在的人生目标不一样”。他向学生坦白，“我现在教你们的大多数内容不是语文，是如何去考试。等高考考完，有些东西可以遗忘”。

　　寒暑假中，他有更多余地去做想做的事，比如带着团队自编教材。在王星主编的《国学经典》一书目录中，有家书、古诗文，也有《最新国文教科书》等老教材中自然常识类的课文，但出处被抹去了。“如果这套教材交给老六做，肯定会不一样”。很多时候，王星要做退让。

　　王星说，在中国五千万学生教育普及的压力下，教科书的材质、编印方式在书籍中属于最次。现在情况在提升，书页透光、掉页、油墨沾手的情况逐渐少见。但他仍时常翻着百年前的母语教材止不住惊讶，“很难想象在清末，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封建王朝没落’时，图这么大，字这么大，每一页、每个年级、每个学期应该有多少个字，要如何体贴学生的视力、认知能力和阅读体验，都被考虑到了”。这些在当时仍属精英化教育的童蒙读本，在思想、内容上固然不乏缺陷，却仍让王星深受触动：我们曾经注意到那么多教育的细节，而它们似乎被今人忽略、遗忘了。

　　在应该遗忘和不该遗忘之间，王星以面向社会的《日课》和面向学校的《国学经典》试图让更多的孩子、学生离母语更近，让当代教材编写者看到曾经被实践过的方向。

　　为什么要在绘本流行、各类童蒙教材涌现的当代，仍去追寻清末民国时期的教材和童书？除去当时启蒙教育的人性化与中正平和的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亲近母语的童蒙教育做出努力。这些努力在当下虽易被埋没，却依然闪光，且有照亮前路的可能。

　　就像俞晓群在淘民国童书时，脑海里总会闪过“焚书坑儒”和“孔壁遗经”的历史景象。无论是王星、张立宪还是俞晓群，他们都在试图发现那一堵今日的“孔壁”，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当代回应着鲁迅的那句话：“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撰文/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