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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星 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1)

2016年12月0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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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
生于1980年7月,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副校长,江苏省首批学科优秀青年教师。近年致力于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研究。
南洋公学为盛宣怀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建于上海,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
自上世纪30年代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以来,繁简之争一直持续至今。图为丰子恺画作《今昔对比》。

  拜访王星时,他刚好在办公室拆一份刚寄来的快递,里面是他新搜集的一套1957年的香港高中语文课本。同一张办公桌上,还有他身为副校长需要处理的公务文件以及他带领团队自编的一套国学教材。

  8岁开始搜集老课本,20多岁做语文老师,30岁取得副校长资格,王星与语文的缘分很长,然而语文教师、研究者、教学管理者三种身份时常会打架。“我把自己劈成三爿,为了减少痛苦,得分得清清楚楚”,王星说。

  复杂的个体亦嵌在百年来母语发展的脉络中。自清末新式学堂建立到1949年,从《蒙学课本》开始,国人自编的语文教材估算约达2万多册,其间,或知名如蔡元培,或默默无闻埋于历史,众人为母语发展付出心力。母语的演化与传承又深受不同时期关于拼音、简体字、课程设置等改革运动的影响。这些旧事既内含于《日课》365篇图文中,更隐含在它未直接言说出的留白里。

  《日课》编写

  愿百年前的母语继续温暖当下

  新京报:《日课》的取材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课本,这些旧素材在这套当代童蒙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如何被取舍?

  王星:就像书封底写的“愿百年前的母语继续温暖当下的岁月”。取舍的主体思路是“温暖”。这些素材编写于1949年之前,虽然也有火车、电话等少数现代化元素,但基调还是农耕文化,我们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内容选择都有目的性,比如春节附近一周的课文全是家庭生活场景,因为现实中留守儿童太多了。一个老奶奶倒下的场面,大家一下子就会理解是对“扶不扶”的回应。

  《日课》的课文没有多余的话,但内含深意。因政治、历史原因,当代人对1949年以前的社会面貌了解有限,也存在误读。我们希望唤起一些变化,能在教育领域引发一些多元化的解读。通过《日课》,我们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精致和境界。有些东西当时是先进的,现在也是。

  新京报:“先进的”,除了冬天结冰花瓶会破这类自然常识,是否包括生活常识?《日课》中有很多日常化的场景,比如一个小男孩自己穿衣服。现在的小学课本未必会讲如此日常而浅显的内容。

  王星: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人服务。现在的教材有太多说教,急于把“道理”说出来灌输给孩子,和学生日常生活离得很远。我们不想把很多东西讲得太明白,教育本身是体验。我信仰陶行知的生活化教育,“知道”和“去做”应该结合,知行合一。现在的教育让人急于“知道”,然后把“去做”简化成做练习题。真正的“去做”在于生活,生活不能等同于题目。《日课》反映了大量日常生活,比如待人接物、迎送客人以及多吃青菜豆腐。如果学校能有一门学科专门有一堂课告诉孩子应该多吃青菜豆腐,我可能就不用这么担心了,因为我儿子只吃肉。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把这些看起来浅、但该做的都淡化掉了。

  新京报:自上世纪30年代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以来,繁简之争就没有断,《日课》里保留了繁体字,是有意为之?

  王星:繁、简之选的确是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当时我们考虑过找一位书法家把旧课本中的繁体字改成简体字,后来想来想去,还是保持不动。这些基础字很简单,很多字小孩子能靠配图推断。我们希望家长帮助孩子一起读,其中一些道理值得亲子共同学习,比如一篇课文“我吃了一点小亏,但是我不说”,在见惯了告密、窝里斗的中国文化环境中,有些中国家长未必接受。由来已久的繁简之争,我的观点是简体字是适应文化普及的一种创新,它让本身抽象的字变得更抽象化,但并未在本质上改变形象思维。我更关注的是从民国时期就有争论的拼音。

  母语教育反思

  人们把母语的亲切感淡化掉了

  新京报:拼音,或者说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在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制定出来,用于普通话读音的标注,现在已被规范进入学校教育体制。

  王星:我对拼音一直持否定态度。民国时期,海外学习归来的一批人曾有过否定汉字的主张,甚至有一种极端观点是废掉汉字、完全采用拉丁字母。争议分化成几股抗衡的势力,在1949年后,以周有光为代表、支持拼音的一派声音更大,被落实到中国教育的实践层面。另一更符合形象思维的符号(偏旁)注音法则随人而去,在台湾落地生根。

  今天很多人认为拼音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其实汉字流传两千多年并没有依靠拼音。拼音对于普及文字有很大功劳,但就传承而言并不是一个必要工具。拼音是26个字母的组合、排序,这种逻辑思维与汉字的形象思维相反。学生在学习汉字之前先用26个字母去注音,易导致孩子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产生思维切换混乱。现在有大量的学生在写字时会出现偏旁前后、上下颠倒的现象,这是思维错乱的表现。如果英语和拼音、汉字同时起步,拼音、英语、汉字混杂在一起,思维会更加混乱。

  新京报:童蒙阶段的认知方式会随着人的成长体现在日常层面,比如今天国人衣服上出现英文字母远比出现汉字更时尚甚至“正常”,海报上字母也成为默认元素。

  王星:在认知起步的阶段,先学字母再学汉字,汉字的先天亲近感被隔离开,母语已经称不上是母语了。比如现在我说“大”,很多人会经过“da”再反应到本字。这种思维方式一直被强化,母语的母性和亲切感就会被淡化,这背后是国人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了。

  新京报:“母语”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就是汉语、汉字,你怎么理解它的含义?

  王星:我对母语的定位有三个层次:一是语言和文字,广义而言就是汉语言文字,从当下而言就是日常白话和简体字,而古音韵、甲骨文、繁体字可适用于专业研究。二是传统国学,语言、文字只是实用工具,上升到审美层面的历代文字作品就是国故之学,“国学”。它是民族审美与价值观的体现,这里“价值观”指各个时代的普世价值。当然,成型于王国维的国学,其范畴有不同的解读和发展。三是民族性、传承性。民族性使得母语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排外倾向,但中国母语的民族特质是以中国文化多元与包容为前提的。民族性还要传承。现在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已经搞不清楚亲戚关系,待人接物也很有问题。所以《日课》中选了很多常识。具有自律作用的道德规范要靠母语传递。母语的最高境界就是规范整个民族的言行。

  新京报:母语落实到现实教育体系中,是“语文”这门学科。《日课》课文的出处有不少是晚清民国的“国文”课本,“国文”和“语文”是什么关系,定义是否相同?

  王星:“国文”这个词最早成为语文课本的名称,是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光绪三十二年前后。到新文化运动之前,语文基本上统称“国文”。从1921年到1953年间,小学的语文教材多称“国语”,教白话文;初高中多称“国文”,教古文,这体现了从工具层次到审美层次的区别。早在1903年,广东一家出版社的学校教材封面上就有“语文”两字。“语文”这个词发扬光大是在1953年,叶圣陶做了人教社社长,编写了小学教科书《语文》,此后中国语文书大多统称“语文”。

  字面上的差别是好解释的,但从事语文教育这么多年,我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无法定义“语文”。从专业角度越深挖,我就越想搞清楚“语文”到底有哪些东西?作为一个学科,它的范畴究竟在哪里?追溯晚清以来新式学校的课程设置,我越发感觉,中国语文学科的形成过程非常奇怪。

  新式学校传入,中国人最早的自办学校是上海南洋公学,它在1898年编的《蒙学课本》,是国内最早的自编综合课本,包含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内容。后因清政府规定新学制分科,民间自办学校开始了分科探索。这个过程中,数学、物理等学科内容被单列出来,剩下的那部分无法分类的内容就成了语文。早期教育实践中,语文还曾被分为读经讲经、读书、识字、书法等科,之后又统合在一起。后来商务印书馆编教材,正式定名“国文”。经过多年对语文书的细细追索,我才从这些老课本中逐渐梳理出关于母语的三个层次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语文的认识。

  (下转B04版)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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