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星 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2)

　　（上接B03版）

　　旧教材整理与研究

　　不妨说是小书成就大家

　　新京报：无论是从诸多新式学堂分布，还是从晚清、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人员的籍贯或居住地分布来看，无锡都是新式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起步期的一个核心要地。《日课》及旧教材的搜集与研究也依赖于这样的背景。

　　王星：无锡的地理位置离上海很近，清末民国一大批无锡人跑到上海谋生，发财后基于很强的地域和宗族观念，不约而同回乡修桥、补路、办学。我所在的学校明年建校80周年，它由当时“桐油大王”沈瑞洲创建，从小学一路建到高中。但80年还不算长，我儿子的小学，前身由无锡大族荣氏家族创办，已有百年历史。

　　新式学堂涌现给当时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到无锡讲学创造了条件。作为不同于五四运动的一股时代异流，教育家唐文治在1920年创立了无锡国学专修馆，钱基博、章太炎等都曾在此讲学。在20世纪上半叶，无锡国专培养出一批国学精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如钱穆在1949年后远走香港，投身建立新亚书院；国专则在五十年代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合并潮中，辗转并入如今的苏州大学，教职人员四散在各地高校的人文院系中。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这一派人的记录比较含糊。现在无锡教育学会、地方史学会都在关注这段地方教育史，逐渐在无锡倡导出一种特殊的教育情怀和人文情绪，这与无锡的地方文脉是分不开的。我身处于此，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新京报：当时蔡元培、陶行知等当代人熟知的大家曾编写中小学教材，现在人们常感叹“大家小书”越来越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星：不妨换种思路：正是这些人曾经编写过课本，曾把思想投入教育，所以才有助于他们的思想更长远地发展成“大家”。1906年，蔡元培小有名气，但远非伟大人物。编写教科书为他积累了名气，年轻、有新思想又从事教育、出版业，名气总会慢慢打出来。不管是陶行知、刘师培、胡适等等，都曾在出名前编过教科书。与其说是大家编小书，不如说是小书成就大家。

　　新京报：旧教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国内尚非主流。除了实用性的教材使用强度大、存留少之外，是否有其他原因？

　　王星：中国有百年成史的习惯，所以清末新教育的历史研究还在发展中。中国人自编教材诞生于1898年，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满了百年并逐渐成为一个研究门类。可回头一看，很多研究资料在百年剧烈的历史变迁和政治运动中散失了。国内私人藏书和公共藏书中本就少有教科书，加之曾出版大量教材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多达四十六万余册的藏书，包括一批重要而完整的教材档案，都葬身火海。目前国内师范院校陆续建立了教科书研究的专业，首都师范大学石欧老师的《教科书评论》也已经进入第五年。国外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科书研究已完成了珍贵资料的电子化，国内在这个方面还有待进步，现在我也在着手编写藏书目录，希望有一天它们也可以电子化。

　　语文教育批评

　　说改就改的教育缺少一种敬畏

　　新京报：语文教育从业者对于母语、拼音和教材编写有自省以外，社会上对于语文教育的批评声音一直未断，伴随着十几年来的新课改，争议更加复杂。作为行内人，你怎么看外界这些批评？

　　王星：长期以来，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语文书选材不当、落后；二是像繁简、拼音这样的争议性问题。对于第一点我的观点是，语文书只是一个工具，课文只是例子，从教学方法而言，例子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反例来教。此外，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也集中在对语文老师的批评上。语文学科“被考试化”后，教师屈从了考试制度，从而成为替罪羊。

　　语文是一门专业学科，然而它的专业性很容易被大众忽略。其他学科作为应试学科有标准的对错，而且专业性难懂。但语文好像特别容易教、容易学，学过语文的每个人都能以个体经验对某一套语文教材做出评价，尽管很可能是以偏概全。所以看似地位很高的语文，其实最不被大众敬重。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批评语文，深层原因是缺乏对母语的敬重。语文这个学科从1898年到现在，虽不尽完善，但百年来，像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胡适等，多少人为它努力过？百年探索中肯定会有问题，问题如何来纠正，要沉下心来看，否则只是在转圈。所以我回应批评的方式就是把我们曾经拥有的语文教材先理清。我见到清末民国时期的原书有1200多种，历史资料中可确认的有1800多种。这是个什么规模？按照一套书的平均册数估算，大约有两万册。几十年间我们曾经出版了两万多册语文书，它们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文学科。而大多数人只揪着一本两本书甚至是一篇两篇课文在批评，并未从语文学科的发展来考虑。

　　新京报：谈到语文教师，近几年像郭初阳、蔡朝阳这样因教育理念受到公众关注的语文教师，陆续选择脱离体制，以更独立的身份影响当代语文教育。教了多年语文，你怎么看当下语文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

　　王星：上世纪50年代语文学科设立了以后，社会投入巨大，但我们没有听说有人因为语文发达。作家不是语文教出来的，而像编辑这样的专业文字工作者，长期居于幕后易被忽视。大众并不理解语文与安身立命的直接关系，似乎学习语文的目的只是为了那一场考试。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无用的论调就逐渐出现，到那篇影响广泛的标志性文章《百无一用是语文》，对语文、语文老师的消极评价也达到顶峰。受其影响，一些语文老师也觉得自己很“无用”。我常对自己身边的语文老师讲，做语文老师要有一个专业爱好，比如去研究诗歌、文言文、小说等。语文书里什么都会碰到，总有一天，你专精的东西会成为拿手项，甚至成为一方大家。

　　现在“最好的”语文老师就像机器人，上课不漏要点，整齐划一。像郭初阳、蔡朝阳这样有想法、有追求的语文教师，在体制内面对考试的诉求，面对理想难以实践的现实，会非常痛苦，也会随着思想的深入发现个人无法撼动机制。长久的痛苦到达临界点，人会选择离开。而我把自己劈成三爿，为了减少痛苦，分得清清楚楚，其实是一种“人格分裂”，但目前仍在自身的控制范围内。

　　新京报：“三爿”包括语文教师、《日课》编者和教学管理者。以三种身份，你怎么看当下的语文教育改革，你期待的语文课改是什么样的？

　　王星：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有没有更好的教语文的方式？开明书局曾采用活页方式出版教材或是一个选项。现在课程改革允许地方版本的教材，也是在下放选择权，但这选择权并未到语文教师手中。给语文教师课文目录资料库，让他们选好篇目再装订发放，这也是一种选择权的下放。大家的教材都不一样，会“逼着”语文考试改革。这样，语文教师也不必被迫去讲自己也不理解或不认同的课文。

　　语文教育是深陷社会制度的，我们现在是“带病上路”。其实每个时期的教育人都意识得到教育存在的问题，至于怎么改，则需要时间探索。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可以总结成两个字：“折腾”。比如新一轮课改又在强调“核心素养”，那么“非核心素养”是什么，由谁来决定？“核心素养”要了，“非核心的素养”就可以不要？如果处理不妥，是不是会影响接下来的几代人？我期待语文课改能真正做到关爱教师和学生，而不是玩弄文字理论概念和用不断变化的考试、招生政策折腾人。说改就改的中国教育，缺少一种敬畏。没有敬畏，我们会忘记教育的真正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