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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一姐”戳穿明星与粉丝相互消费的现实

2016年12月08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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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情分析】

  在普通粉丝那里,与明星合影、拿到明星签名照、与明星共进早餐,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在“虹桥一姐”和“兔小白”那里却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些时候是明星主动,这无形中滋养了她们“与众不同”的自我定位,为了维护这种感觉,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找到存在感,别无他法,只能发挥自己的经验优势,继续制造“我与明星只有一厘米”的错觉感。

  坚持与执着是“虹桥一姐”们被嘲讽的原因

  许多明星的成名经历都颇有传奇成分,但极少有粉丝一夜成名的,这两天就有两位粉丝成为被网友追逐深扒的对象,她们一位是从一线到十八线无星不追的上海“虹桥一姐”,一位是经常以“绝症”为由换取与明星见面机会的湖南“兔小白”。

  粉丝群体常被看成“面孔模糊”的一群人,尽管有个别“粉头”追星久了有了些名气,甚至和明星团队、经纪人有了来往,但就算偶尔被关注到,也会迅速地淹没于明星光环下。不出意外的话,“虹桥一姐”和“兔小白”在成名十五分钟后,也一样会很快被人遗忘。

  “虹桥一姐”和“兔小白”的成名,并非源自她们在追星这件事上体现出来的坚持与执着——这恰恰是她们被嘲讽的缘由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她们身上具备的弱点,比如:该上学的年龄不上学,借其他粉丝钱不还,装绝症欺骗明星等,使得舆论有了批评她们的动力,批评的指向也因此变得很明确:追星应有度,过度追星是“病态行为”。

  自杨丽娟追星刘德华间接导致其父跳海身亡后,社会对于“过度追星”形成了一定的敏感度,凡是对明星提出无理要求、不顾自己家庭财力向父母讨钱追星等行为,都会被舆论谴责。人们似乎从杨丽娟身上看到了追星族的人格缺陷,并进而担忧这种缺陷会在他们参与的公众生活中引起更多困扰。阻挡“过度追星”成为社会共识。

  追星从不因社会压力而衰退

  但作为一种消费行为,追星从不因社会压力而衰退,有明星参与的电影首映见面礼,一张电影票可以卖出高出票价几十倍的价格,集合众多明星的各种颁奖礼、晚会,也有无数粉丝愿意高价从黄牛手中购买座位票、嘉宾票或者工作票……只为远远地看心中偶像一眼,有粉丝愿意付出一个月甚至更多的薪水,并且在他们看来,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造星链条是整个娱乐业相对较为隐秘的一部分,少有人知道明星是如何通过各种包装、使用多少运作手段捧出来的。在造星环节中,粉丝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经纪人团队花钱雇佣粉丝造势,到明星现场举牌、呐喊,“流泪100元,哭晕200元”,制造接送机“拥挤盛况”,像这样的做法,无形中吸引不少青少年模仿,莫名其妙成为某明星的粉丝,也成为一些娱乐公司的提款机。

  明星也在粉丝身上寻找“价值感”

  回过头来再看“虹桥一姐”和“兔小白”,会发现没法确切地归类她们的粉丝属性。她们不是放下荧光牌收钱走人的职业粉丝,也与杨丽娟式追星有本质不同。她们头脑清醒、目的明确,在接近明星方面有着专属于自己的“独门秘笈”,仅通过目前的信息看,无法辨别她们是把追星当成一种无目的跟随或者当成一种生意,但通过她们的朋友圈以及现实言行可以确定:在她们看来,追星已经成为体现她们个人价值的一种行为。

  在普通粉丝那里,与明星合影、拿到明星签名照、与明星共进早餐,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在“虹桥一姐”和“兔小白”那里却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些时候是明星主动,这无形中滋养了她们“与众不同”的自我定位,为了维护这种感觉,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找到存在感,别无他法,只能发挥自己的经验优势,继续制造“我与明星只有一厘米”的错觉感。

  明星的粉丝那么多,为什么只有“虹桥一姐”和“兔小白”这样少数的粉丝得到了明星的“厚爱”(袁成杰请了“虹桥一姐”吃饭)?原因很简单,因为明星在她们那里,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明星一方面为自己拥有这样虔诚的粉丝而感动,一方面借助帮粉丝圆梦的形式展现了自己的公众形象。这么看来,明星与粉丝谁消费了谁还真有点说不清。

  或可这么认为,明星与粉丝,他们一直以来就是相互消费的关系。

  □韩浩月(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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