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时代 让幸福与尊严流淌在生活的细节里

　　墙上爬着常春藤，那些暗红的叶子，倒映在楼底的一池清水上。朔风吹来，叶子轻微地晃了晃。这座院子，迎来了它的第十一个冬天，是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所在地，楼上的主人便是冯骥才先生了。

　　门卫室的师傅陪同上三楼，到了会客厅。书画卷清香迎面扑来。

　　冯骥才平和地走了过来，身高一米九二，朋友们都习惯喊他“大冯”。刚放下手上的事务，但七十四岁的他仍不觉疲倦，依然精神饱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说他是“这栋楼里最勤奋的人，常常是等到工作人员都下班了，才最晚离开。”他坐下来，向前倾着身体，“今年是我结婚五十周年”，回忆往年，他沉稳地谈了起来，不缓亦不急，以这样的方式重逢那些生活中的欢悦和不安、民间文化的担忧，还有严肃的文明拷问。

　　不安年代仍要拥抱生活

　　“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2016年3月，以一句简单的话，冯骥才结束了《无路可逃》的序言。冯骥才决定重逢自己的生活细节。跨度十年的历史细节，滚滚而来，仍在唤起他那些日夜里的不安和焦虑。年代或许就是这样，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恍恍惚惚地感受到一支触不可及的强势力量，突然在钳制和指挥普通人的命运。

　　起点是在1966年，那一年他和恋人顾同昭结为连理，“是一个男人成熟了，成家了”，冯骥才说起自己结婚，将前倾的身体收了回去，向上挺了挺。年轻的冯骥才成了丈夫，家庭的责任落在了肩上，需要对生活把握和付出更多。但那一年，到来的却是不安的年代，“正好是‘文革’开始了”。和爱人的成婚的那天晚上，附近中学闻风过来的红卫兵在楼下踱步作响，手电筒的光直射到房间，恐惧在爱人的脑海中徘徊不去，五十年过去了，仍常常在记忆中被惊醒，不得安宁。或许“内心的恐怖才是最深刻的感受”，冯骥才在文字中重遇了那十年的不安深处。

　　但生活还得继续，生活的真善美、幸福和尊严，这些关切人的基本状况的事物，仍然是冯骥才内心渴望与坚持。“越压抑和束缚的时候，越渴望自由。”即便想起了那些不安，但他在说话时仍是那样平和沉稳。

　　清晨窗玻璃上冻结的冰花，光亮奇异，在那十年的每个寒冬里，这是冯骥才和爱人所最喜爱的了。自然而然地结成，简单而又自在。冯骥才爱上了这样的向往。那时候，他刚到天津的书画社不久，但做业务员时，为书画社带来可观的业务单；天天跑业务，远离了同事间的猜忌是非，骑着自行车在街巷上，在不安的年代获得了这样的自由，更加弥足珍惜。

　　然而，现实状况，仍冲击着冯骥才。他向往自由的阅读，只能在掩盖下偷偷地完成愿望，比如做一个《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封皮，把“封资修”的《复活》包装和保护了起来。同时向往自由的表达，只能做“秘密写作”，目的是记住自己在不安中的那些所闻、所见和所思，为了逃避抄家，还塞进过自行车的轱辘里。突然一天，自行车被带到了公安部门，尽管跟秘密不关，但仍增加了不安，赶紧把纸张掏出来，藏在家里的各种墙洞。“文革”的第十年，唐山大地震将房间变成废墟，冯骥才像“考古”一样地寻找那些秘密纸张。

　　文化在凡人的生活细节里

　　前半个月内，冯骥才先是在意大利，观赏了那些推动过“文艺复兴”的重要城镇，回到国内，马不停蹄到保定出席一个村落文化保护的会议。二十年来，民间文化遗产的拯救和保护一直是他工作精力的中心。

　　“意大利非常了不起，中世纪的古城还是那样，全是那样，街上的一块石头都没有动。”在冯骥才的思想里，文化不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他者”，而是内化了的习惯、观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民间想象，已经“流淌在人们血液里”。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清楚来自哪里，以什么样的姿态，要前往何处。城市化的高速进展，从建筑、街道到住宅楼的命名，都在冲击着民间中国的文化记忆。冯骥才希望可以记住它们。

　　记住的方式，不止于民间遗产的守卫。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一直是他理解这片大地上的文化的路径，《挑山工》《泥人张》《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这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被编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精悍作品，呈现了冯骥才理解的中国民间精神和文化。

　　这就是生活，而生活的细节是不会欺骗人的。细节因真实而在千百年来都获得了普通人的传承和赞美，在民谣里，在号子里。即便是那些宏大变迁的历史，同样刻度到了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上，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倒过来而言，经由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以公允的材料做出收集和整理，不偏不倚，同样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演变。生活细节承载了普通人长久以来，所接受的文化和行事方式，相较于宏大的制度范畴，更基础，更持久。

　　穿虎头鞋，舞狮耍龙，“跟对立的东西相亲近，成为保护你或你孩子的东西，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冯骥才将中国的民间文化同欧洲做比较。欧洲人习惯了把丑恶的东西当作是丑恶的，而这样的“包容性”是中国才特有的文化，是“可爱的一面”。冯骥才说，在四楼的“大树画馆”收藏了他多年来所致力整理的民间口头文学，不遗余力地守护那些祖先或前辈们的文化记忆和行事方式。普通人的生活态度都在这里。

　　文明的目的是幸福与尊严

　　起身走出会客厅，来到了四楼的“大树画馆”。画馆的四个字，是好友冰心女士所题的，和许多文化思想界的友人一样，她习惯喊“冯先生”。“先生”所内化了的意义与尊重，大概是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最明了不过了。

　　冯骥才继续写下自己的生活细节，所看到的，是强势的年代和存在局限的自己。在1974年，因美术出版社的偶然机遇，冯骥才可以写连环画，尽管没有稿费，却能署名。但那本连环画叫《渡口》是突出和宣扬阶级斗争的戏剧。冯骥才感受到“我走错了”，接下来的《义和拳》同样如此，为了安全和刊登，就要用“文革”思维构思，但这些思维不是自己的，“我被异化了。”他不回避任何细节，以真实相遇“冯先生”。

　　那些不安的日夜终于离开了。“文革”结束，全国上下一片激昂。但冯骥才，希望能同时回到人本身做出严肃的反思，四十年来，他是那批最早做出严肃反思的，“我是这半个世纪的亲历者，这段历史应该是我的个人史来见证。”

　　到了展览柜面前，冯骥才指着陈列，“这些口头文学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现在做了两期，加起来有十几亿字了。”这么多年来，他放轻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而把精力和思考都投向了民间文化遗产的拯救与保护。

　　经历了不安的年代，冯骥才更加关切文化。但重要的原因还不仅在此，到了新时期，经济占到了主导的位置，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上世纪末以来，先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冲击了民间文化的记忆和载体。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功利”或“喧嚣”的年代，改变了文化，也改变了普通人的境遇。

　　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人文精神已相容，但如果没有回归人本身，或许很难远离被经济化的可能。“到现在，也没有把文明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享受文明才是最高级的享受。”五十年历史在冯骥才的生活和思考细节里，“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如果不是为了人，就不是好的政治，就不是好的经济。”不同的年代，存在不同年代的局限，不安也好，功利也罢，但为了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让“人”获得重要的位置仍然是文明的内在目的。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