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莎朗·奥兹辩护 她用身体为生活自白

　　2013年春，71岁高龄的女诗人莎朗·奥兹(Sharon Olds)先后获得久负盛名的英国T.S.艾略特奖和2013年度美国普利策诗歌奖，一时间她的声誉如日中天。在当代美国诗歌界，莎朗·奥兹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诗人。评论界因其作品中“坦率、情色、私人性的细节”等大胆的书写而褒贬不一，但正如丽泽尔·穆勒指出的：“到目前为止，她大量的诗是可信的，感人的，它们的强度并不妨害其技艺。倾听奥兹，我们听到一个骄傲的、急迫的人的声音。”

　　【诗赏】

　　爱将要去哪里

　　远洋 译

　　爱将要去哪里？我父亲

　　死时，我的爱再也不能照耀

　　在那油性的、喝酒撞伤的、他皮肤的斜面上，

　　于是我对他的爱活在我内心，

　　而且，活在他化成的烟雾所到之处，

　　盘绕着，像一个精灵。

　　……

　　但假使我们毁了一切又怎样，

　　地球燃烧着像一个人的身体，

　　煤烟风暴环绕着它

　　在永久的冬天么？爱将要去哪里？

　　烟将由动物之爱所构成吗？

　　烤冰的云将环绕着

　　地球，成为爱遗弃的一切吗？

　　寒冷中的球体将变成灰烬，

　　无人看见，无人听到，

　　保留所有

　　我们的爱吗？那时爱

　　无能为力，而且意味着无。

　　大胆的诗人？

　　身体才是最根本的依靠

　　如果说，在英语世界拿奖拿到手软的莎朗·奥兹在美国的声誉如日中天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讲，也许她还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于莎朗·奥兹的误读，因为除了没有被翻译过来的大量脏话，其诗歌中“大胆”而“出位”的身体与性爱书写，使得莎朗·奥兹即使在美国也一直备受争议，更不必说在崇尚含蓄的中国。鲁迅曾经调侃“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身体“这一层”特别的“跃进”，其实看了莎朗·奥兹对于“这一层”的直接描写，有些中国的读者大概会兴高采烈，因为费劲的“想象”可以省了。

　　但我却并不认为莎朗·奥兹有多么“大胆”，除非你觉得美国中学就已设置的人体生理学或性教育课程很“大胆”的话。更何况，在女权主义浪潮已经横扫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为女性设置的种种障碍之后，虽然“女性在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这点上并没有取得让人满意的进步，而传统的阴魂时时聚力重来”（沈睿语），但莎朗·奥兹在这一方面的书写所面对的压力应该要轻很多。

　　不错，仅仅在《重建伊甸园》这本由莎朗·奥兹的七部诗集精选而成的中文版本里，关于父亲、丈夫、儿子、女儿、情人和自己的身体的描写就比比皆是（典型的如《飞升》、《给新生儿洗澡》、《在旅馆镜中醒来的夫妻》），而从女性角度所进行的对自己和女儿的性经验、性心理的叙述和推测，也是那么具体而醒目（《青春期》、《诺言》）；然而，这些描写却绝对不是莎朗·奥兹诗歌写作的目的。

　　虽然像她的西方诗歌前辈那样，莎朗·奥兹明白身体是知识与思想的源泉（“就是在那里，我学会我知道的，/这身体大学——”，“但我想直到生命终结我们都在这儿”），也是可触可感的精神在场（“我从未弄明白精神，/我所知道的一切是它形成的形状，/这肉体摇曳的火焰”），但是她更懂得诗歌要表达个体经验的丰富性，身体才是最根本的依靠，无论是生命成长、男女关系，还是生死消息、人性奥秘，身体才是最具体的语言，因为“在她身体里拥有人的一切，所有的一切”。

　　严格说来，莎朗·奥兹诗歌中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实际上是相当正面的，甚至是相当主流的，换句话说，对爱、怜悯、正义、平等、宽恕、自由等基本人类价值的颂扬与坚守，不仅仅是中外诗人的伟大传统，也同样是成就莎朗·奥兹诗歌的真正底蕴：

　　“我正/在注意到小小的美，/我所有的一切，仿佛去发现事物可爱，/把自己捆绑于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责任”。

　　在《重建伊甸园》这本诗集里，通过对儿子、女儿婴幼儿时期和青春期肢体、神态、心理等的细致、具体、亲切而生动的津津乐道，读者不难看到，莎朗·奥兹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小儿女的怜惜疼爱、对于他们忽然长大成人的不适与伤感无奈，与大多数的普通母亲并无异样，只不过是在表达上更加具有新意：

　　“她在我心中——不，我对/她的爱在我心中，进入我的心脏/变换着心室，像某些东西涌流/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称量，而后再称量”。

　　自恋的诗人？

　　悲痛里有一种骑士精神

　　如果要说有所不同的话，莎朗·奥兹只是多了一份精神分析学家的冷静与诗人对人性的洞察。例如在《成年礼》这首诗中，就通过儿子及其一年级同学在生日晚会上对打仗游戏的认真、迷狂，暗示了弗洛伊德曾经论证过的人的侵略破坏本能的萌动；而在描述四岁女儿和一岁儿子的《紧握》和《谋杀我妹妹的鱼》这两首诗歌中，则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圣经》中哥哥该隐谋杀弟弟亚伯的古老人性寓言。

　　当然，众所周知，因为有一个严厉而又酗酒的清教徒父亲，莎朗·奥兹的童年可以说是压抑而不幸的，犹如“在那座炼狱中”。也因此，莎朗·奥兹的精神分析更多地被用于“审父”兼及“审母”。除了1992年出版的整整一部以《父亲》为题的诗集，1983年出版的诗集《死者与生者》中也有多首关于父亲的描写，直到在1997年的《黄金密室》这本诗集里，莎朗·奥兹仍以《我回溯到1937年5月》为题再一次写到父母的“不合适”的婚姻，在她看来，他们俩结合的那一刻就是一部悲剧性家庭生活史的开始：“你们无法想象你们竟然会做的事情，/你们将要殃及孩子们，/你们将要受苦，以你们闻所未闻的方式”。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莎朗·奥兹已经基本走出童年饱受伤害的阴影，不再惊恐、厌恶与憎恨，而是“在她的悲痛里有一种风度和骑士精神”：“我说/做你们打算做的吧，而我将讲述它。”

　　莎朗·奥兹的这种“风度和骑士精神”后来在使她声名大噪的诗集《雄鹿之跃》中进一步发扬光大，译者远洋说她：“诗集《雄鹿之跃》以系列诗歌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离婚故事，令人惊愕，尖锐而辛酸，包含爱的束缚、性、悲伤、记忆和新的自由。……对于作为她30年的伴侣、如今却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人，她自信、勇敢，甚至慷慨大方。”

　　如果全部读完莎朗·奥兹的《重建伊甸园》，读者将会很难接受批评家对于女诗人所谓“自恋”和“肤浅”的指责。至少，在心胸的开阔与包容方面，在对于人生的谅解与豁达上，一生屡遭伤害与背叛的莎朗·奥兹并不比任何诗人差。历经沧桑之后，莎朗·奥兹的确具有了“大地之母”的宽厚与优雅：“看着大地，仿佛看见大地/是有着一颗灵魂的我的版本。”所以即使是单单强调莎朗·奥兹对自己家庭生活和私密经验的书写，也是很不公正的。

　　狭隘的诗人？

　　用身体感受公共之痛

　　实际上，莎朗·奥兹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话题显示了毫不逊色于新闻报道的表现，因为她从身体感受与想象出发的独特角度给人的印象更深刻。特别是在《死者与生者》这本诗集里，诗歌的触角就伸向了遥远中国的死刑犯、1921年俄罗斯旱灾中的饥饿女孩和塔尔莎种族暴动中死去的黑人，以及美国新闻报道中的失踪男孩，从而在触目惊心的身体意象中流露出深深的人道主义悲悯；而诗集《黄金密室》中的《纽约，夏至》、《偷吃贼》等作品，则直接处理了美国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自杀、偷窃、强奸等等严重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地铁上》这首诗，通过描述我与一个黑人男孩对面而坐所引起的这种心理活动与臆想，尖锐地揭示了种族、肤色与历史带给美国民众个体之间难以消除的相互戒备与恐惧，其令人惊悚的身体意象，有力地表现出莎朗·奥兹的社会关怀：

　　“他有/或我的白人眼睛想象他有/一个抢劫犯随便而冷酷的面相，/在低垂的眼睑下的警惕。他穿着/红衣服，像身体的内脏/暴露无遗。我穿着旧皮衣，一只动物的全身毛皮被剥掉/缝制的”。

　　除此之外，莎朗·奥兹的诗集《源泉》中《一九六八年五月》通过身体与生理的反应对美国青年街头反抗运动的描写，诗集《血、罐头、稻草》中《支持又反对知识》对美国失事的宇宙飞船“挑战号”女宇航员牺牲的描写，都属于重大的公共题材。

　　实际上，莎朗·奥兹的诗歌综合了美国诗歌的诸多传统，其中既有惠特曼对于身体的颂扬，又有垮掉派诗人金斯堡对保守文化的冒犯和挑衅，同时还贯彻着威廉斯用美国人的日常口语描写本土生活的主张。最主要的，还是继承和发扬了自白派诗人坦然暴露个人私密生活和内心世界的风格，这也最终证明了家庭与日常生活已经成为美国当代诗人重要的灵感与个性之源。

　　□钱文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