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费吉斯 不想被归入任何史学的“劳改营”

　　现年57岁的英国人奥兰多·费吉斯被称为那一代人中研究俄苏历史的佼佼者，早在苏联解体前几年，他就在莫斯科攻读俄国革命和内战课程，近20年，他写下探究俄国近代历史的系列著述：《农民俄罗斯，内战》（1991）、《一个民族的悲剧》（1996）、《克里米亚战争》（2010）等。他对俄国生活熟稔于心，却和冷战时期苏联学家不同——他的兴趣并不在宏大的外交和政治结构，而在于社会心理和个人道德情感。也许正因如此，他和侧重个人叙述的口述史写作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上世纪90年代初是口述历史在前苏联的鼎盛期。1988年，俄国历史教育和人权组织“纪念碑”协会（Memorial Society）成立，旨在帮助斯大林极权体制的幸存者从克格勃档案馆中寻找历史信息。但费吉斯发现，这些工作能恢复的部分很有限——人们亟待记录那些逮捕、流放和平反的受迫害真相，很少尝试重塑个体内心创伤的叙述。

　　费吉斯把口述历史看做一种对记忆的探索方式，当它和俄国史结合时，他想尝试一种全新的叙述——试图复原斯大林暴政时期的个人生命体验，追踪“斯大林主义”如何在普通苏联公民的内心扎根。2007年他的《耳语者》（2014年出版中译本）通过对数百个苏维埃普通家庭的探访，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私人生活公之于众；2012年的《古拉格之恋》（中译本2016年出版）把一对恋人往返于古拉格劳改营的1246封书信当做一种人性瓦解极权恐怖的见证。

　　口述史的最大争议，在于叙述的真实度和客观性，费吉斯也遭遇了这类难题。2012年美国学术杂志就曾刊登过对《耳语者》“硬伤”的批评，认为其素材有失真实。2016年问世中国的《古拉格之恋》，也被质疑描述“过于文学化”。面对诟病，费吉斯的回答是，“不想被归入任何史学的‘劳改营’，我只知道要做自己的事”。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正迅速消失，费吉斯觉得时间紧迫。

　　不同的幸存声音

　　“斯大林的幽灵”如何侵袭人心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俄国社会，对苏维埃历史的追忆充斥着虚假的神话和意识形态痕迹，口述历史在俄国会很麻烦，你在写作《耳语者》《古拉格之恋》这些书时遇见过什么麻烦？

　　费吉斯：在俄国做口述历史的确不好办。苏联史学界并没有为个体记忆或家族史设置概念框架，真正的集体记忆来源于未经审查的书报杂志和电影，被官方叙述（苏联版本的20世纪史）所压制。而且我的受访者们（多生于上世纪20年代早期）对于他们失踪或者遭镇压的亲属几乎不通消息——父亲从家中消失了，只给孩子留下童年记忆的碎片，孩子对父亲的记忆来自家人的叙述，以及那些从当局口中艰难获取的只言片语。在俄国知识界之外，几乎没有人保存过任何家庭档案，如信件、照片等。

　　有这些麻烦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借”历史，从他们认同的知识分子写作中寻找，比如索尔仁尼琴、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此外，普通苏联老百姓已在“家族传奇式”的叙述下，塑造了一个有“偏差”的记忆王国：一个“好父亲”的神话——消失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新京报：如果历史只能“借”，你又怎样判断真实性？

　　费吉斯：这需要依靠我和“纪念碑”的同事一起判断。如果有充足的档案证据来动摇“神话”固然好，但很多情况是人们太老了或者陷入话语禁锢里不敢开口，更有甚者会遇见冲突——受访者关于家庭故事的版本和我认为的版本（基于他们给出的证据）是矛盾的，这时我不得不做出判断。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这些人开口，从自我视角出发讲述故事。

　　新京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高峰期，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知识分子的幸存叙述为主，如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等。这些作品对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幸存者来说有巨大价值，但事实上存在另一种“幸存的声音”——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逐渐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甚至成为帮凶。这些人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危机，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合一体？

　　费吉斯：这是工作中最有探索性的部分。由俄国知识分子写成的“幸存者回忆录”并不能为苏联普通百姓代言。大部分苏联人不具备心怀自由或异议的智性力量，他们更易将苏联体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不然怎么办呢？他们在这种体制下长大，在学校和工作中接受它的教导。即使受害者——如《耳语者》中的安东尼娅·戈洛温娜或德米特里·斯特利列茨基这样的“富农”后代，融入苏联制度也是一种生存出路，他们想借此洗刷“历史污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的是“如果我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我就可以被接纳成为平等的苏维埃公民”，这不仅帮助他们克服了自卑感，也“救赎”了父辈的“罪孽”：如果他们能被苏联社会接受，那么至少存在“承认父辈是清白无辜的”可能性。这是我认为的许多极权受害者的想法。

　　新京报：你在《耳语者》中谈到，在斯大林政权下生活的小人物发展出一种“苏联人格”，过着 “双重生活”，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词？

　　费吉斯：我认为，在一种基于谎言和缄默而建立的苏联体制下能够长久幸存的秘密，在于创造出了一种“苏联人格”。其特点是，知道哪些棘手的问题永远不能问。有这种人格的人，从小就明白不能质疑某些事情，不能挑战学校教育和新闻媒体灌输的知识和信息的真实度，不能理解的麻烦事不能想太多（比如大规模逮捕，即使牵涉家人）。“双重生活”就是“苏联人格”的一部分：在公众场合戴上面具，对苏联社会规范循规蹈矩，同时在私人生活的封闭领域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说话和思考。这种“双重生活”几乎在苏联社会成了常态，人们能够自如地在两种生活之间切换。

　　新京报：《耳语者》的一个创见在于，以长远眼光看待斯大林现象。“斯大林的幽灵”是否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出现在当今世界？

　　费吉斯：这种遗毒在当今俄国社会中显而易见——普京的权力就以某种方式建立在这种遗毒之上。在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存在一种对独裁和国家强权的普遍“默认”，民意调查显示，71%的俄罗斯人认为内务部正在“保护公共秩序”，即使它承认曾使一千万到三千万无辜百姓遇难。50岁以上的俄罗斯人之中，超过半数人支持“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回归，对苏联的怀旧感非常浓烈。2000年，四分之三的俄国民众为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希望俄罗斯继续扩大版图规模，收回给乌克兰“夺走”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凡此种种，都是“斯大林的幽灵”。

　　极权之下的人性复苏

　　口述史如何处理“主观性”记忆

　　新京报：2016年10月你曾为《纽约书评》写过一篇2015年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二手时间》的书评，文中提到，在口述史撰写中，隐去作者观点，不做语境描述的做法需要商榷，在口述史写作中加入作者的观点和说明，不会损伤这类文体的客观性吗？

　　费吉斯：口述历史不能客观——它处理的是“主观性”的记忆。关于《二手时间》，我为《纽约书评》写了一篇肯定的书评。我自己进行口述史写作时，不会被素材中呈现的“黑暗”击倒。这取决于一个作者如何选择采访对象，如何在采访素材和作者观点之间达到平衡，这是口述史写作者的特权。如果你想读到关于“后苏联时代”俄国的正面信息，可以去读一本不同的书。我主要担心的是缺少采访对象的背景说明。《二手时间》中有大量独白文本缺乏谈话时间和谈话者身份说明，换做是我就不会这么做。在口述史中，上下文语境更重要——一个生活在1991年的人思考的东西，和十年二十年后的人截然不同。

　　新京报：与《耳语者》相比，《古拉格之恋》温情许多，但这本书在中国被认为“过于文学化”，你怎么看？

　　费吉斯：我不懂中文，无法回应这些批评，因为我并不知道读者是基于怎样的事实性证据提出的质疑。我只能说，在《古拉格之恋》中，所有的事实都基于档案和书证，没有任何部分是“文学的作用”。当然，证据的确有缺陷，比如因为史料不足被迫删去了很多故事。但总体而言，我认为《古拉格之恋》的材料足够丰富，完全可以再现一种在暴政和极权之下的人性复苏，一种对人类团结友爱的体现，是一个用爱情守护人性的非凡奇迹。

　　新京报：就你观察所知，现在西方民众对俄苏历史的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

　　费吉斯：我认为有了很大提升，得益于大量公开的历史档案和苏联文学出版物，比如普拉东诺夫和格罗斯曼的作品。但俄罗斯是一个广袤而复杂的国家，它的历史被大量的“外国神话”所包裹——什么是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大熊”是什么样的？——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