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 蒋廷黻的成功与缺憾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享誉国内外的历史学家，也是贡献卓著的外交官。最近读《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中他那份写于1938年的“遗嘱”，关于“国事”的一段文字令人震撼。蒋廷黻写道：“我生平有一大遗憾，即未阻止中日战争之发生……我对于国家大事，在观察上，我是平心静气的，我没有一次假为国求出路之名而为自己求出路。关于这一点，我于良心无愧。但是我有时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力。这是我的大遗憾。我望我的子女终身引为戒”。

　　蒋廷黻的遗憾是真实的，他那中国读书人素有的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坦诚无私的。他那时不过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授，但他的专业分析令人信服，他在中日美苏外交界的人脉也使他有可能阻止中日战争的爆发，或者推迟爆发。蒋廷黻遗憾自己面对那样的困局时，没有努力昭告国人，没有向朝野各界做充分有力的解释。这段回忆对于今日的中国读书人来说或许想都不敢想，因为政学两界久已专业化、体系化。但在当年，蒋廷黻那些读书人确实有能力有机会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他们的一支笔，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可以影响中国，也可以影响世界。

　　学术之“预流”

　　修正近代外交史的固有观点

　　如果就个人经历而言，湖南人蒋廷黻早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当时最负盛名的新史学大师，相信历史学不仅可以记录历史，而且在很多时候，历史学可以参与历史的创造，成为历史的一部分。1923年，蒋廷黻学成归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开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创建工作。蒋廷黻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利用国内便捷的条件，将研究重心放在史料收集、整理、鉴别、利用上，以期为国际学术界后续研究开拓空间，奠定基础，填补外国学者无法或者不方便利用中国史料的缺憾。

　　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史有了初步的框架，史料的发掘、利用，也获得了巨大进展，特别是中国史料的开拓，清廷档案的利用，《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均具有开创性意义，属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学术“预流”。几年时间，蒋廷黻就在中国史学界崭露头角。1929年，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诚邀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并授权他参照美国大学制度全面改造历史系，从外部引进一流人才。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陈寅恪主讲隋唐史，姚从吾、邵循正主讲蒙元史，吴晗主讲明史，萧一山主讲清史，蒋廷黻自己主讲近代史、外交史。这个阵容是名副其实的顶级配置，对清华历史学科地位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华是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大学，其经费来源一直比较稳定、富足。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对清华历史系重组、繁荣贡献卓著。对他个人来说，则是获得了一个绝佳工作平台。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收集、整理获得了迅速推进，1930年底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的整理。这部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蒋廷黻自陈他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自序》）蒋廷黻希望读者通过这部资料集能够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作进一步的研究。

　　新资料的阅读、研究，一定会修正先前的观点、固有的看法，尤其是近代中国处在急剧变动的时期，北洋取代了清帝国，国民党推翻了北洋，政治变动一波接着一波，因而对晚清以来的历史，政治上的变化让这段历史近乎不堪。蒋廷黻通过对新发现史料的研究，以为过去基于政治立场对晚清以来历史的评估可能并不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领导人，不论满汉，可能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那样不可救药。

　　按照蒋廷黻的解读，中国是一个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数千年来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爱国心肠。无论我们研究这百年初期外交家林则徐、琦善，或是中期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或是最近期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抗战当时的外交人物，蒋廷黻认为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蒋廷黻对这些外交家的不满意之处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外交难题时，只是一味遵循宋代以来士大夫传统，着力抵抗，不敢或轻易不敢言和。蒋廷黻指出，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识阶级早就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至有今日的严重困难。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关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的知识缺乏使他们不能大胆地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所以他们愈信念中国古老的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真实的缺憾

　　得之外交家，失之大学者

　　外交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观点回望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工夫去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这个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1938年春，蒋廷黻在繁忙政务之余，在一个短暂的闲暇时间，几乎全凭记忆一鼓作气写完了一部《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现在已成为经典著作，尽管只有几万字，但却是蒋廷黻多年思索、阅读的思想、学术结晶。这部“大家小书”应了古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老话，他并非刻意经营的一本小册子却奠定中国近代史一个全新叙事框架。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读者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一个基本走向。根据他的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发生问题，中国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西方人在工业革命后的扩张，并不能完全从恶的层面去理解，他们除了市场、资源企求外，其实也是一个双向互惠互利行动。因此英国工业革命后所谓“后发展国家”，除了中国，好像并没有哪几个国家对工业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绝。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他指出，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冲撞，或鲁莽颟顸式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适应，尽快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进步。只有一致，才能谈得上别致。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辛亥前后的政治剧变，二零年代的革命、建设、工业化，三零年代的民族危机，在引起知识人“忍不住的关怀”。蒋廷黻也就在这个时期，从“议政”渐渐走向“从政”，至1935年底，正式辞去在清华大学的教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入阁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稍后出任驻苏联大使，成为职业外交官，直至出任驻联合国大使，以及后来代表台湾“中华民国”驻美，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学术，

　　如果就外交视野、才干而言，蒋廷黻属于郭嵩焘以后中国职业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其地位应与顾维钧、颜惠庆等相当。可惜的是，蒋廷黻生不逢时，他毕生大部分外交不是对外，而是陷入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内交”。特别是1949年后，蒋廷黻长时期驻联合国、驻美国，他的外交才干不是用来为“大中国”争取最大利益，满腹经纶竟然为国共两党之争而白白耗尽。直至生命最后时刻，蒋廷黻似乎恍然有悟，期待在七十岁退休时重回学术，可惜天不假年，退休后不久因病去世。

　　蒋廷黻这部回忆录也没有写完，战后二十年的历史基本上付诸阙如。学术上的缺憾更是无法弥补。在他去世当年曾与老友李济有段对话，颇能反映蒋廷黻内心深处的一点想法。李问：“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没有直接回答李的提问，而是反问：“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这肯定是无解的，也无法补救。现代中国多了一个大外交家，少了一个无人能替补的大学者。

　　蒋廷黻

　　（1895－1965）

　　著名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湖南宝庆人。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1923年回国，1935年以非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改任台湾“驻美大使”。1965年10月病逝于纽约。编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为我们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叙事，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渊源有自，并不可怕。蒋廷黻本可以像司马迁那样潜心著述，藏诸名山，以待来者，可是他又期待像张骞那样折冲樽俎，为国立功。学术上的野心、企图并未全部实现，甚为可惜；而政治上的缺憾是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甚至没有机会像他的前任顾维钧、颜惠庆那样为大国代言。——马勇

　　□马勇（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