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2)

　　在班达看来，知识分子把他们自己交给历史的大潮，任其推动、漂流，而放弃真理、正义、自由等普遍使用的思想精神价值，听从本能、民族精神、直觉等等非理性力量支配，这就是知识分子背叛的开始。被定义为世界牧师的哲学和文学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任务是，反对各个时期的政治上的所谓时代精神的侵袭，保护人类的普遍价值。除了知识分子，难道还有其他人能完成此任吗？因为“俗人”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世界的行为和激情中了。这是一种严格的人文主义的唯理论。它公开站出来反对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的花言巧语。

　　——摘自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

　　普遍道德是基于普遍的“人性”

　　班达指出了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前者提倡普遍主义的价值，后者提倡特殊主义的价值，而且他看到后者正在日益取得统治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葛兰西重申了这一区分。在其《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区分了“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尤其是圣职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不依附于任何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过时，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自主和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是其他社会集团在形成过程中“有机地”制造出来的知识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总是依附于某个社会集团，表达那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由于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伦理，因此任何走向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都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认同的是葛兰西的定义，而不是班达的定义。

　　从观念的谱系上讲，班达的理性主义继承的是柏拉图到康德的价值传统，其思想基于普遍人性，强调理性与超验的关系。“我坚持颂扬理性作为最高主宰的地位及其不计结果的永恒性。”永恒的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班达是一个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伏尔泰、康德、贡斯当、阿克顿、托克维尔那种贵族类型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由主义坚持价值的普遍性，相信存在着一些人类的基本伦理标准，它们是可以普遍化的。而普遍性必须承认一个抽象的前提，那就是在各种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理式。班达使用的“知识分子”一词的法语原文就是clerc，即从前那些具有超验意识的圣职人员，英、德文版本都译成“知识分子”。班达认为西方的圣职人员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作为社会价值的承担者，这个群体信奉“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持有这种超越观念的群体不追求实践的目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秩序是主客体统一的，普遍价值的观念便是建立在这一世界图景的基础之上。

　　普遍道德的消退

　　班达在此书扉页上引用了勒努维耶的话：“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这正是此书的主旨。如果将历史的镜头拉到更远，我们便会发现，普遍价值的消退由来已久。现代的黎明已经伴随着上帝的离去，人成为最高的存在，历史从此开始取代宗教的解释作用，自然世界的循环时间概念也变成了线性的时代概念，而且各个时代的划分是由变化来检测的。也就是说，没有不断变化的时代这一概念，现代人几乎无法阐述任何一个发生的事件。在古代，道德的概念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静观世界，与自然合而为一。如今，人们失去了道德的超验根基，无法对普遍价值的内涵达成一致，但人们又必须有行动的理由，道德的含义于是转变为时代的进步，只有时代的呈现才会激发人们的思想。正如托尼·朱特所指出，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对获得行动的权力怀有真切的渴望，人们放弃了从前批判社会不公时所采用的道德语言，试图将社会理解成一系列世俗问题，就连宗教徒也不再关心信仰问题。然而，最初的启蒙思想家们虽然反神权，却并没有摒弃宗教性的超验预设，例如伏尔泰就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但他决不会声称人类自身可以充当上帝。

　　这种超验维度决定了启蒙主义者的道德概念仍然是恒定和普遍的，但问题在于，理性本身自始就没有建立起道德体系。无论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二者都是人类主观思维的产物。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启蒙理性最初具有的超验维度变得越来越弱，直至消失。世俗化、平民化既带来社会民主化，也产生了民族或阶级的特殊道德，它既会导向价值多元，同时也会导向民族或阶级斗争，反对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像阿克顿一样，班达同样意识到自由观念萌生于教会与国家权力的对立，而所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以及福利主义之类的现代观念，都意味着加强国家权力，甚至促成极权制度的建立。纳粹集中营与古拉格群岛的反人类罪行就表明，失去了普遍的道德善，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行为甚至可以变得毫无理由。

　　按照班达的看法，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摧毁了永恒的善的概念，当知识分子与民族、阶级结合在一起，对世俗事务产生兴趣，就不会产生纯粹思辨的思想家了。这些知识分子为历史的牺牲进行辩护，为扼杀自由的行为提供意义，甚至公然鼓吹崇恶的观念。可以说，对于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为什么会支持纳粹，班达给出了最准确的答案，那就是对普遍价值的抛弃。

　　一种值得称赞的理想主义

　　班达对传统价值的维护意味着他相信只有上帝是无限的，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因而遵从经验、传统和习惯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对人性的谦卑认识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义。班达由此触及了现代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宗教衰退后的世俗化进程始终缺乏道德的形上根源，基于人的主观思维的世界图景无法建立起普遍、恒定的伦理，最终必然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今天已经很少会有人坚持全人类的普遍价值，更不用说相信在国家、民族或阶级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班达本人曾谴责萨特、马尔罗等人追求时尚的行动，对于任何超出自己时代的要求不屑一顾。在战后的法国知识界，像班达这样秉持道德主义，并与萨特等主流知识分子发生争论的法国作家，只有加缪和雷蒙·阿隆。加缪便曾指出，萨特的存在主义既否定必然性，又拒绝真理和正义的普适性，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虚无的表现。

　　当年此书出版后，艾略特便评价道，班达表达了一种值得称赞的理想主义，不过它也意味着思想与实践完全脱离，因而同样是一种浪漫主义。即使像托尼·朱特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也秉持现实主义观念，并不赞赏班达的超验维度。事实上，对形而上的事物保持沉默，就意味着抛弃了普遍价值。只有阿隆看到了班达此书的意义所在，他认为班达这部书描绘出了思想的世俗化，大多数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即为真理和公正的永恒价值服务，“如果背叛意味着抬高现世的地位和贬低永恒，那么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背叛者。”班达将知识分子抛弃普遍价值视作一种背叛，对于他的这一指控，没有比阿隆的感受更深切的了。

　　现代历史告诉人们，鄙视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价值，推崇特殊价值，必然会与极权主义思维发生关系。在所有支持极权的知识分子言行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正义的遵从。究其根源，正是世俗化导致了去超验化，同时也导致了现代的专制化，进而摧毁了人类千百年来基本道德的根基。

　　班达对此的看法是悲观的，他认为崇尚普遍道德的时代只是一个幸运的意外，人类历史更多的是处于黑暗的时期。在他看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人们不会重新考虑他们的价值，因为进入现代社会的人类还没有找到价值表。人们颂扬国家或阶级，其实是颂扬人自身，而当人成为最高存在的时候，他的敌人就是上帝。当人类“不再把善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只为自己和自己愉快的心愿，心中绝无上帝，这样，人类就达到了对周边物质世界的真正伟大的征服，达到了对自身力量和伟大真正愉快的认识，历史将会含笑地认为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是为这个人类而死的”。

　　自班达去世以后，历史的发展不断印证了他在书末表达的这个忧虑，在基于阶级意识形态的冷战结束之后，民族之间的冲突又开始上升，许多国家重新借助民族主义来提高共同体的凝聚力，把其他民族视为敌人。后现代理论也没能使世界变得更加进步。一切似乎又回到二十世纪初，充满了冲突。

　　无论如何，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那些真正重要的思想家都不是赞同某个特殊道德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坚守普遍道德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具有价值表的人道主义者，在自己的写作中从未试图证明他人的苦难是正当的。尽管这样的人往往孤独，但他们给我们的时代启迪却要比其他人深刻得多，尤其是，如果想要听取关于人生价值的教诲，我们可以信赖他们的诚实。

　　□景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