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 我有一个书呆子的勇气

　　“小确幸”并不是说，我要追求一个小的满足，没有大志向，而是说，我不服从这个社会单一的价值。我要去追求另外的东西，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

　　太太过世后，詹宏志还在寻找一种稳定的状态，试着去适应一个人和三只小黑猫在一起的生活。“过去被照顾得多一些，现在要开始学着照顾人家了”。他自嘲“从小就保持着农夫的作息”，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为猫清猫砂、喂食，冲一壶咖啡，读书读到早上七点。吃过早餐，然后再开始处理繁杂的事务。

　　过去几十年间，他和身为美食作家的太太，像两位孜孜不倦的旅行家，从一场旅行投身到另一场旅行，途中抱着研究学习的心态尝遍各地美食。《旅行与读书》中展现的旅程只是他人生的一个侧面。除作家和旅行爱好者之外，詹宏志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台湾报社主编、滚石唱片总经理、侯孝贤和杨德昌早年电影的制片人、台湾最大的网购平台PayEasy和最大的综合网络提供商PCHome的创办人。

　　他有过不下200张名片，见证和参与了台湾三十年的发展巨变。梁文道曾说：“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而詹宏志却认为，自己只是台湾社会变化中的一个符号，所有这些缘分，都始于自己的“书呆子气”；所有这些身份的本质，其实是同一种编辑思维。

　　读书

　　“读一本书，偷窃一段人生，不是很划算吗？”

　　詹宏志时常说自己是编辑出身，在众多身份中，编辑是他最为熟悉的。大学毕业后，主修经济的他却选择到出版社工作，他的母亲对“以看书为业”不以为然，劝他找一份“正式的工作”。而对詹宏志而言，他这么做只是想去一个“可以看书的地方”。从那时起，读书成为他的工作，也慢慢变成他的事业。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出版和阅读的氛围尚未完全自由，能够找到的书很有限。因渴望读到更多的书，詹宏志每年都会有一次“找书之旅”，伦敦、东京、纽约，满世界跑。有时一次旅行就能买到60到80公斤的书。他几乎马不停蹄地把世界各地的书打包运回台湾。

　　只是收入囊中当然称不上是读书人，詹宏志如此费尽心力找书，最初是为了研究和学习。1989年，他想写一本“旅行的形而上学”的书，探究人的行动及后果。为了完成这一课题，他广泛阅读历史上重要的旅行家、探险家的旅行叙述。当台湾触手可及的书目无法满足研究要求时，他便列出长长的书单，到英国的旧书店，到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委托亲戚朋友帮忙，收集书单上的书。

　　近三十年过去，从三十岁到六十岁，詹宏志家中的藏书和阅读经验愈发丰富。有些书他一找就是几十年，到最后，当初那个促使他找书的题目已经不成立了。他称自己“有读书的牛劲，对什么事情好奇，就一定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正是在这股“书呆子气”的推动下，詹宏志成为一个读书狂：想研究推理小说，就读上几千本推理小说，成为台湾拥有这类书最多的个人；想研究旅行史，就从世界各地搜罗相关书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旅行史书籍的藏书人。

　　读书，已经成为他认识和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有勇气一次次变换身份，涉足全然不同的领域：“我有一个书呆子的勇气。任何我不懂的东西，这世上一定有人懂，而且把它写下来了。所以我只要找到书，就能学会它。”

　　“读一本书，可以偷窃别人的人生，不是很划算的事吗？”他意味深长地笑说。

　　美食

　　“我想要留下我太太的菜”

　　佛罗伦萨的煮牛肉面包、印度后厨的羊肉炒饭和煎牛舌鱼、南非的红白酒、巴厘岛的海鲜烧烤和粉红酒、京都的鳗鱼饭、伊斯坦布尔的烤羊头……对菜品色香味的描摹之细致，食客的感受之丰富，让人读后垂涎欲滴。初翻开《旅行与读书》，你可能会误解这是一本美食书。

　　90年代，詹宏志因为工作的缘故原本要赴日本找书，结果筹备旅行期间突然失业，让他对前途感到迷茫，同时又失去了此行的目标。就这样，他带上太太，背着年幼的孩子，平生第一次开始一场漫无目的的旅行。十几天之后，他从日本返回台湾，已经完全不记得当初自己在忧愁什么。“我这才知道旅行为什么会疗愈。场景的流动和更迭，会让一个人脱离原来的情境，从而忘记痛苦。”

　　就这样，从早年固执的找书之旅，到失业后无目的地闲逛，再到陪同太太的美食之旅，詹宏志的旅行一直持续至今。他的太太王宣一生于美食世家，母亲许闻和是杭州人，精通于烹饪各式江浙菜肴。在2003年台湾出版的《国宴与家宴》中，王宣一通过回忆儿时的饮食生活，展现出一个典型中国式家庭的温馨氛围和家族菜谱的传承。因为对菜肴描摹细致，书出版后，王宣一被人称为“美食作家”。为了配得上这个称号，她开始认真起来，秉持“厨艺无他，唯用心而已”的信念，着手研究各地佳肴的烹饪方法。

　　原本流连于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詹宏志，于是也跟着太太到餐厅品尝和研究美食，做起了“美食家的助理”。他深知太太在美食上的家族基因和异禀天赋，单靠敏锐的味蕾，就能判断一道菜的做法、一瓶酒的优劣，而自己只能发扬“书呆子”精神，借助读书弥补先天不足。在欧洲，每个地区都有当地的“地酒”，酒的味道决定了一道菜的咸度，佐餐酒就是欧洲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不了解酒，对欧洲菜的理解就会有隔阂。为了消除这种隔阂，詹宏志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记下所有酒的类型、来历和酿造方法。三年之内，他品尝过将近一千种酒，逐个做笔记，甚至找来朋友帮忙品尝。“我求知的乐趣远超过味蕾上的感知。因为我后者的天赋实在有限。”他说。

　　受太太影响，詹宏志开始学习烹饪，意大利菜、法国菜、希腊菜、越南菜、泰国菜、爪哇菜……他都做，而且越做越好。但他真正念念不忘的，是太太生前最喜欢做的“红烧牛肉”。这道红烧牛肉是王宣一家族留传的经典菜肴，一道菜前后需要四天完成。因为耗时耗力，和现代人的生活步调格格不入，会做的人也渐渐离开，这道菜面临失传的危险。

　　太太过世后，詹宏志更加努力学习烹饪。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留下太太的菜。

　　时代

　　“小确幸是对庸俗化主流价值的对抗”

　　从上世纪70年代台湾报纸的黄金年代，副刊文化和文艺杂志开始流行，到80年代台湾新电影崛起，90年代台客摇滚的兴盛，再到后来网络平台和网购风潮的降临，每一次时代变动都有詹宏志的身影。有人说，他参与了台湾的历史。也有人说，他是时代的弄潮儿。詹宏志自己说，他只是一个对社会好奇的人，从没停止过作为一名观察者的兴趣。

　　年轻时，他写过很多以“台湾社会结构变迁”为主题的文章，花很多力气去描述台湾社会各种力量的博弈。年岁渐长，他不再说这些事了，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社会出版和阅读理直气壮的庸俗化比以前要严重。”在他看来，从前我们社会的价值系统大多是内在的，关乎“自我完成”，不需要和人比。近年来，社会认同逐渐外化，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变成金钱和地位。这让整个社会变得急躁和单一。

　　因此，当“小确幸”一词在年轻人中风行时，很多人批评他们在逃避竞争，耽于自我，詹宏志却看到了它的解放性和革命性：“‘小确幸’并不是说，我要追求一个小的满足，没有大志向，而是说，我不服从这个社会单一的价值。我要去追求另外的东西，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他认为，当一个年轻人选择开一间咖啡店，或者去社区做文史工作，其实是“胸怀悲愿的，这是对庸俗化主流价值的对抗，是值得敬佩的”。

　　詹宏志说：“对庸俗化说‘不’的过程，其实就像小孩成人的过程，当孩子说‘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我’要出来了。”

　　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天真的好奇者，一个毫无心机的闯祸者”：“那是一个社会资源很少、大家都很单纯的年代。我们很少去计较得失，做了会不会有报酬，会不会有收入，会不会影响声誉，我们很少去想。那种天真和无知的热情，现在不容易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事太多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