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施暴者”的救赎

　　贺伟迄今记得，那天夜里，在他拳头挥下去的瞬间，妻子蜷在床上浑身发抖，睁大眼睛看着他，从喉头深处发出嘶吼。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迟疑了一下，紧接着，他的拳头如雨点般砸了下去。

　　拳头击碎了四年的婚姻。

　　三十而立的年纪，作为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贺伟开始自救。

　　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统计，我国约有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按照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公布的，我国共有家庭4.3亿户计算，贺伟是一亿分之一的施暴者。

　　与饱受同情的家暴受害者不同，施暴者长期以模糊、隐匿的方式远离公众视野。在研究中，社会性别与法律研究专家陈敏曾窥见沉默的施暴者群体。她发现，相当一部分施暴者否认自己是施暴人，但在团体辅导活动中，他们能从别人身上辨认出施暴行为。

　　在中国，拯救家暴者的道路幽暗而艰辛。一是自我认识不足，主动寻求帮助的施暴者寥寥；二是政府、社会支持力度有限，很多帮扶机构面临着经费与法律支持的双重困境。

　　拳头下的婚姻

　　贺伟没想到妻子会真的和他离婚。他一直以为妻子是那种“离了他就活不下去的女人”。

　　前妻刘娟性情温和，平素爱好不多，喜欢在朋友圈里晒自己做的饭菜。6年前，通过亲友介绍，俩人认识，并很快结婚。2014年春天，二人离婚时，儿子才刚刚两岁。

　　“暴躁、易怒、小心眼、斤斤计较”——即便已经离婚两年，刘娟回想起来仍然愤愤不平。“他把钱看得太重了，结婚后一起旅游居然AA制”。

　　贺伟第一次对她动手也跟钱有关。

　　那是2011年底，刘娟怀孕快七个月了，两个人靠在床上聊天。刘娟提出，贺伟的工资卡应该由自己保存，方便做一些理财。她猜到丈夫可能会有抵触，但没想到，丈夫立刻火了，一脚踹到她孕晚期略显浮肿的腿上。

　　她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在贺伟的家庭中，这种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贺伟的父亲虽然没有打过母亲，但经常骂她，母亲也从不回嘴。有次村中搞建设，他的父亲和村支书起了分歧，协商不成就把村支书揍了一顿，从此在村里“很有面子”。

　　但这让刘娟“觉得很丢脸”，她没对任何人提及此事，甚至没告诉自己的父母。

　　沉默并未阻止事情恶化。几个月后，儿子出生，家庭琐事骤然增加——吃虾会不会限制泌乳，孩子用不用尿不湿，满月要不要剃胎发……像拉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贺伟的拳头越发频繁。

　　大约每两个月，刘娟就要被揍一顿。贺伟说，自己有时还会捶家具，有时还会打自己，但目的也是吓唬妻子。

　　2010年，从农村一路奋斗进城的贺伟，在江苏无锡买房安家，他是家族男性中唯一走出来的，是家人的骄傲。但他的工作并不顺利，因为性格内向，他和同事经常因为沟通不畅发生矛盾。在家里，他希望通过武力获得不容置疑的权威。

　　刘娟也曾向父母求助，贺伟也曾保证不再打人。

　　但刘娟在绝望和恐惧中只等来了变本加厉。

　　贺伟甚至有两次当着孩子的面打她。还没学会说话的儿子被父亲的拳头吓得号啕大哭。

　　敏感、惊慌的儿子让刘娟最终下定决心离婚，“怕孩子长大以后会有心理阴影。”

　　长大后的孩子

　　刘娟担心暴力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而顾媛就是暴力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顾媛出生河北北部的一个小县城，她的父亲退休前在政府任职，在小县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顾媛的小学和中学，是在父母的争吵中度过的。父亲每每发脾气，都会朝母亲大声吼叫，母亲也不让步，两个人的嗓门逐渐加码，直到父亲最终动手。

　　顾媛说，父亲有时会踹母亲的肚子，有时会抽耳光，还有一次摔了个啤酒瓶子，试图用碎瓶子去扎母亲的脖子，被大哭着扑上去的她拉开了。

　　她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县城里还没有集中供暖，到了冬天家家户户烧煤炉子。有一天晚上，家中战火又起。父亲把一壶冷水倒进煤炉子里，火被浇灭了。他勒令任何人不准重新生火，随后摔门而出。

　　母亲心疼顾媛，到了后半夜还是生了火。父亲回家后大发雷霆，他不仅重新浇灭了炉火，还拿起铲子，把煤炉子整个挖开了，“像疯了一样”，把蜂窝煤还有炉渣甩得满屋都是。

　　母亲哭，顾媛也哭。但当父亲举着铲子在她们面前站定，怒喝“我看谁敢再哭”时，她们都哑了声音。顾媛说，她第一次想到了死。

　　那是一个北方的冬夜，可屋里似乎比外面呼啸的北风还要冰冷。

　　顾媛慢慢长大了，她时常自卑，羡慕同龄人有和睦的家庭。她恨父亲，可父亲似乎给她留下了某种烙印。有一次顾媛和丈夫吵架，她忽然觉得很不耐烦，顺手抄起一本书猛砸自己的腿，边砸边喊，“你能不能别说了！”

　　顾媛说，那一瞬间，她被自己惊呆了。她恍惚看到了二十年前，那个举着铲子、满脸戾气的父亲。

　　刘娟和顾媛的故事，在我国超过一亿个家庭中反复发生。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统计，我国约有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其中90%的受害人是女性。

　　《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中则提到，我国每年家庭解体有25%是由家庭暴力引起。

　　平等的对话

　　贺伟离婚了，孩子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去妈妈那里。这个三十岁的男人开始觉得孤单。2014年9月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电视上在播——有的女人被活活打死了，还有人最终忍无可忍，选择以暴制暴，杀死自己的丈夫。

　　片子的第五集提到了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一个为施暴者提供免费热线咨询的组织。贺伟先在网上查了资料，几天后拿起了电话。

　　白丝带运动最初兴起于加拿大，资料显示，1989年12月，暴徒在一天内枪杀了14位女大学生。悲剧发生后，加拿大的一群男士认识到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他们决定在手臂上佩戴白丝带，作为反对男人对女性施暴的象征。

　　21世纪初，白丝带运动传至中国，一些高校、各地妇联都相继举办了相关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白丝带运动的代言人是冯远征夫妻，冯远征因成功饰演《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家暴男火遍全国。该剧也让“家庭暴力”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

　　2013年，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成立，发起人是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他设立了“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热线”，提供针对施暴者、受暴者、暴力目击者的免费咨询服务，还在各地开展活动，传播白丝带理念。

　　方刚认为，施暴者是家庭暴力的源头，只有改变了施暴者的认知和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暴问题。同时，白丝带热线必须摒弃对于施暴男性的刻板印象，不把他们看作是“坏人”，而是把他们视为可以帮助、成长的朋友。

　　贺伟第一次打电话过去，是一名男性志愿者接听的。听了贺伟的经历，对方提了三个建议，一是要发现自己的情绪爆炸点，一旦接近赶快抽离。二是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如爬山、参加公益活动等，合理释放压力。三是持续接受咨询，有条件的话在当地寻找心理医生，面对面地进行咨询。

　　贺伟消除了顾虑，他说，对方并没有把他当成“坏人”，没有看不起或是指责他，而是给予了他充分的尊重，他们一直在“平等地对话”。

　　剥洋葱般的自审

　　贺伟开始敢于正视自己的缺陷。他每周都拨打热线，还购买了研究家庭暴力的书籍。像剥洋葱般，他一层一层地探究，慢慢认识到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施暴者的。

　　其中，社会性别与法律研究专家陈敏写的《呐喊：中国女性反家庭暴力报告》一书，对贺伟帮助很大。

　　贺伟说，这本书让他认识到，前妻离开他是对的，孩子如果生活在暴力的环境中，虽然看似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其实伤害非常大。书中还把施暴人分成了几种类型，贺伟对号入座，认为自己是后天的习得暴力者。

　　“60%-70%的施暴人童年时曾挨过打，或目睹过父母或他人之间的暴力行为。”陈敏解释，施暴者养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习得，即下一代通过模仿父辈的行为模式，习得暴力倾向。“在这种充满暴力的生活环境中，人会渐渐对暴力习以为常，并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用拳头解决问题。”

　　贺伟想起了小时候，他和爷爷奶奶一起在农村生活。爷爷脾气暴躁，发起火来会一路揪着奶奶，把她的头按到河水里去。他的二姑很大年龄还没出嫁，爷爷时不时用难听的话辱骂姑姑，家里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反抗。

　　社会竞争中的自我期待像催化剂，在受挫时会点燃原生家庭中的暴力传统。陈敏提到，传统文化中男性主宰的文化导致男性在社会地位、事业、金钱等方面有更高的追求，但如果男性达不到期待的成就，往往会造成一种内心深处的自卑。

　　贺伟说，他有一次打前妻，正赶上公司遭遇重大事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领导每天把他们几个小组长叫去开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不停地骂骂咧咧，还威胁要扣奖金。此时前妻在家里挑他的不是，他“只想一个拳头让她闭嘴。”

　　顾媛回忆起，在她上高中时，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当时父亲正在一个边缘科室担任副职，母亲告诉她，父亲很想再进一步，但苦于没有门路。也就是那段时间，“父亲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爆。”

　　等到父亲过了提拔的年龄，性情反而变得温和起来，“可能彻底断了念想了吧”，顾媛说。

　　改变

　　接受了多次咨询后，贺伟认识到自己不是天生的变态或者狂躁，而是后天习得的施暴者，“是可以改变的。”

　　有一次，白丝带热线的志愿者问他，“你爱人有没有说话的权利？”

　　他一下子语塞。

　　在那段四年的婚姻里，他潜意识里把妻子当作从属于自己的一件物品，“没有把她当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

　　他不断地问自己，“我的爱人难道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我可以去剥夺她说话的权利吗？当时为什么不让她说话呢？”

　　贺伟甚至主动参加了培训，申请成为白丝带志愿者。他希望能给其他的施暴者分享自己的经历。“能否改变，关键还在自己的决心有多大。”贺伟说。

　　当然，他也存着小小的私心。他想等儿子长大后告诉他，你的父亲已经是白丝带的志愿者了，不再是那个打老婆的混蛋了。

　　现在，他很认真地对待儿子和他一起生活的半个月。这位曾经凶悍的父亲会精心置备亲子装，像所有的孩儿奴一样，举着手机忙不迭地记录儿子换的每一颗牙齿。

　　他感到，潘多拉的盒子慢慢关上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咨询都能拯救施暴者。白丝带咨询热线负责人张智慧说，根据美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对施暴者辅导的成功率，大约为百分之六七十。

　　张智慧记得，一年前，一对夫妻都拨打了白丝带热线。丈夫以前发生过婚外情，妻子虽然表面上原谅了他，但心里耿耿于怀，反对丈夫参与一切社交活动。

　　最终在一次争吵中动了手，妻子的腿受了伤，他们决定寻求帮助。

　　接受了数次咨询帮助后，丈夫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种种错误认知和行为。

　　然而，关系只得到了短暂的改善。没多久，丈夫暴力行为重现，这次他把一盆洗脚水浇到了妻子身上。

　　65岁的陶勑恒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之一。近年来，他也参加到对男性施暴者的心理帮扶中来。

　　十年前，他在北京、河南两地参与对家暴施暴者的心理咨询活动，人几乎都是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强行带来的。一位施暴者来时穿着邋遢，而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件白衬衫，带着妻子拍了张照片，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张合影。

　　还有一位施暴者40出头，身材魁梧。村委会的人说，此人平时是村中一霸，喜欢打人，第一任妻子就是被他打跑的。陶勑恒回忆起，这个人见到咨询师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我们都有点害怕”。可没想到，咨询活动结束后，这个人在村里到处宣传，男人不能打老婆。

　　“只有改变了施暴者自身的认知，才有可能使暴力行为得到矫正。”陶勑恒说。

　　并不平坦的前路

　　11月，贺伟专程来北京，参加第四届白丝带志愿者年会。会上，他见到了博士方刚。方刚告诉他，白丝带计划在明年开展免费的施暴者团体辅导小组活动。

　　团体辅导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熟有效的帮助施暴者的方式。“将施暴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充分地表达，更有利于他们学习社会性别的观念，而且会帮助他们学会一些良性沟通方式。”陶勑恒说。

　　陈敏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施暴人否认自己是施暴人，然而在团辅活动中，他们能从别人身上辨认出这种行为，“团体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当团体成员发现其他人在对待生活中的压力和两性关系中都遇到过类似的挫折时，他们就会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能在这样的团体中得到心理慰藉和支持。”陈敏说。

　　但针对施暴者一次完整的团辅需要至少20次，每周一次，这意味着贺伟要至少20次从老家往返北京，即使时间上能安排，路费也要超过一万元。

　　张智慧说，白丝带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都开展活动，需要政府的支持。他提到，在台湾，每个县都有一到两家有资质的专业机构为施暴者提供心理咨询，施暴者需要接受20次辅导，费用由政府支付。

　　钱还不是唯一的问题。事实上，像贺伟这样主动寻求帮助的施暴者并不多，记者了解到，包括红枫、白丝带在内的多个家暴咨询热线，绝大多数求助者都是家暴的受害者。

　　陈敏担心，即使开展免费团辅活动，也找不到多少施暴者去参加。她解释，去了就意味着被贴上了“施暴者”这个标签，而且团辅会遇到别人，他们不愿意给人留下坏印象。

　　陶勑恒介绍，国外对施暴者进行辅导是由法院采用司法判决的形式，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是强制性的。如果施暴者连续两次不参加，则面临着进监狱的风险。

　　3月1日,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此后，家暴不再是“家务事”,而是国家、社会都要管的“公务事”。

　　张智慧介绍，在反家暴法征求意见阶段，白丝带曾经提出过，希望将对施暴者强制辅导的内容写进法条里，但并没有被采纳，“一切还都在探索阶段。”

　　陈敏曾应邀去大学里做关于家庭暴力的讲座，她本以为女生会更关注这个话题，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围上来的基本上全是男生。

　　有人担心，自己将来也会是一个打妻子的男人，因为自己的父亲在家也打过母亲；有人内疚，自己打过女朋友耳光，没想到恋爱中有过暴力行为的，将来极有可能会在婚姻关系中重现；有人急切，询问有没有为男性举办的预防男性成为施暴人的培训班。

　　“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生活中，避免自己成为施暴人。”陈敏说。

　　（贺伟、刘娟、顾媛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实习生王婧祎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