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科大卫 历史研究，不止于书斋(2)

　　什么历史令我们感觉是“普通人”？

　　新京报：今天大多数中国大众都觉得“天地会”是一个实际的实体，有一群密谋反清的兄弟在筹划。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认知又被金庸等作家的《鹿鼎记》及其改编的流行影视作品加强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描写清朝皇帝“出征平乱”的影视剧中。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些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的认同。

　　科大卫：正如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一样，也从来没有过天地会。生动的名词引起人们的幻想，但是幻想是否事实需要考证。

　　新京报：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传统中国”。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有个“传统中国”，可我们自己往往也不清楚“传统中国”到底从什么时候形成或是什么样子。但这种认同和建构有现实意义和功能，是国家和社会有意在营造的一种历史认同？

　　科大卫：中国有传统不等同中国只有一个传统，更不等同只有一个传统中国。不懂中国历史的人，例如研究当代的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不方便承认他（她）们不懂，所以把他（她）们不懂的中国称为“传统中国”。

　　新京报：是否可以把以上两个例子理解为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你提到希望人们对于中国的理解更深刻，这就需要去超越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是值得倡导的一条路。

　　科大卫：我不是很相信社会由“精英”领导，所以也不是很相信有一个“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去超越。我比较相信，因为权力和资源不是均等的，不同群体相信的历史在不同权力与资源下竞争。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对历史的信念都一定源于利己的阴谋。更大程度上，他们的信念来自缺乏考证。很多历史理念，好像“圣诞老人”一样，能维持下去，不是因为有历史的支持，而是符合信仰者的需求。

　　新京报：历史人类学如今已经走过了30年了，从“历史人类学”被学者构建出来，到历史人类学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接触到。对于未来三十年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你有哪些具体的期冀？

　　科大卫：“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标签。我希望应用这个标签来刺激有些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

　　新京报：历史人类学家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清深刻的历史，那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觉得我们要如何在社会、国家层层有意或无意的认同建构中，去把握个体对于历史的独立认知？

　　科大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连“普通人”的概念也需要反思。“普通人”普通吗？我们经历了什么历史令我们感觉我们是“普通人”呢？从这里开始吧。

　　你的历史就是你

　　新京报：16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礼仪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按社会地位（里甲）登记的户口，迅速让位给明朝法律认可的“祠堂”，即以祭祖活动地点为中心的组织。对照当下中国的户籍制度来看非常有趣，因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一套严密的户口制度。你会怎么看当代中国户籍制度与里甲制的关联？

　　科大卫：里甲制度是一种户籍制度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明初的政府当然没有当代政府的行政能力，所以运行上有很大的区别。二者似乎都不是很能够在市场制度下延续。我怀疑在市场发达的环境运行身份制是很困难的。

　　新京报：你从一个很有趣的角度讨论过当代中国和历史的关联：“在经济和政治的范畴中，我还看到庇荫的结构无处不在，知识分子（请不要把我包括在内）跟过去的士子相差无几，清末以来对所谓”西方“又爱又恨的二元对立观延续至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里中产阶级物欲横流也许是乡村社会节日狂欢的替代品”。中国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确是很多人关注的，你如何想到从乡村社会节日狂欢来解读它？

　　科大卫：我研究的明清时代的乡村，没有电影、电视、手机、连收音机都没有。娱乐是需要由人直接提供的。那个时候的乡村也没有工厂生产的潮流衣着或依靠广告和超市引诱小孩子口味的糖果汽水。现在的城市人可以天天享受乡村的节日狂欢。但是节日还是多了参与，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维持节日，让大家在很商业化的环境下，参与消费。做生意的人，还是很明白消费者从历史遗留下来的习惯的。

　　新京报：为了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很多人在谈论什么是新的，而你希望展示的是：在今天中国的官僚制度、经济、宗教、文学、社会和其他方方面面，历史无处不在。所以在每天都在变的中国，当下中国社会如何处理与历史的关系，才是比较合理和理智的？

　　科大卫：如何处理才是理智的，不由我定。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可以说的，是不管你如何处理，历史不会跑掉。即使你想办法遗忘，它也在你的深处控制住你。历史不是在你以外的一个东西。你的历史就是你。

　　新京报：你谈到研究中国的历史，最终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从17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到现在，中国史一直很受西方学者关注。人们通过读中国史，可以对于世界史的了解增加哪些更深的认识？

　　科大卫：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世界史当然撇不开中国历史。当我们说要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好像已经有一套现成的世界史让我们放进去。但是，中国史还没有放进去的历史，并不是世界史。把中国史放进去的世界史，还需要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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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常识”

　　科大卫认为，宗族社会“萌芽于16世纪，熬过了17世纪明清王朝交替的冲击，而终结于19世纪。”当它在18世纪如日中天时，未曾细究的人们“已把宗族视为古老的制度，而忘却了它的16世纪的根源。”

　　与一般印象不同，“聚族而居”造成的并非自给自足、封闭的乡村经济，恰恰促动了更为开放与流动的商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将华南乡村中的宗族称为“控产机构”（corporation），英语里，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公司”。科大卫评价说“他不但发现了华南乡村生活的根本结构，也发现了产权维持和资金汇集相结合的原则。”明清以来商业的发展，并非跳出王朝所认可的身份，而是利用这些身份。中国的商人并不谋求为自己创造新的政治身份，士绅、宗族，常常与商人是一体两面。

　　在《“礼仪革命”造成的“传统社会”-评<明清社会和礼仪>》中，学者赵思渊认为，科大卫的研究可能从两个方面击破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常识”。第一种“常识”，是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传统中国的城市、民间社会毫无独立于皇权政治之外的力量。科大卫发现，明清时代作为行政中心的省城、府城、县城之外存在大量的市镇，这些市镇中，商人们以宗族或士绅的名义修建祠堂、庙宇、会馆，主导了绝大部分地方事务。这些“礼仪领袖”比起韦伯假设的私人提供的社群服务，角色更为重要。第二种“常识”是将市镇中宗族、士绅、商人的活动，视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社会”的崛起。但是，“中国的镇的资产阶级虽则是资产阶级，却并不冲击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佛山这样的超大型市镇的早期历史，是围绕庙宇祭祀形成的乡村联盟。但当市镇吸引了更多外来移民，也由于经济发展与税收的原因引起官府注意时，较早获得科举成功的士绅们开始领导市镇中的事务。他们也将市镇中人群、资源的聚集中心从寺庙转变为祠堂、义学、义仓，从而为官府所接受。这样，商人在市镇中构建起了适合他们的社会秩序，同时却并未突破他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身份、位置。

　　【名词解释】

　　何谓“标签化”？

　　一些可观察的地方礼仪传统的表达（也可称之为“有意义的礼仪标签”），包括同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建筑的特征等，并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

　　“华南学派”存在吗？

　　“华南学派”，是学界对研究明清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一批学者及其学术主张（如科大卫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等）的一种称呼，对于这些学者而言，则是外界给他们的一个标签。在科大卫看来，从来没有什么“华南学派”，不故步自封，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