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地法则 为社会契约补充一份自然契约

　　每到冬季，肆虐中国的雾霾总是如期而至，牵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敏感神经。普通人每日被迫在浓浓大雾中急切地穿梭，期盼尽快远离那注定无法远离的肮脏之物——空气。更让人绝望的是，面对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唯有等待，等待寒风的眷顾。长久以来，人自诩为万物之灵、自然的主人。可如今，主人为何变得如此不堪一击？环保专家们可以给出一整套说辞，普罗大众在街谈巷议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人的欲望无限膨胀，肆意榨取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的副作用……但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生地法则》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考。

　　在中文世界，米歇尔·塞尔的名字是陌生的。在《生地法则》之前，他只有一部作品《万物本源》被介绍进来，而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即使在英语世界，他也远不及自己的同事好友如福柯、德里达那么声名远播。到目前为止，塞尔已经出版了多达七十多部著作，它们涵盖哲学、数学、物理学、历史、文学、神话、生态学等主题。在等级森严的分科时代，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方式对于任何读者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塞尔的文风诡谲，满是散文、寓言、故事，这与学院派的精致性和严格性要求格格不入。与德勒兹一样，塞尔坚信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创造必然挑战当下，冲击人们习以为常的思想方式。那么，关于环境问题，塞尔的创造性思考是什么？

　　干净之恶 文明的前提是肮脏

　　中文版《生地法则》分为两个部分：“危机时刻”与“干净之恶”。实际上，它们是两部独立的著作。先从“干净之恶”谈起。塞尔在此提出了一个极为有趣的观点：文明的前提是肮脏。

　　人类文明始于何时？对此，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但哲学家有自己的见解。两百多年前，让·雅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写道，“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按照卢梭的看法，文明始于圈地运动，圈地意味着据为己有。可是，这批文明的奠基者是通过什么方式圈地的？挖沟渠、打树桩还是立栅栏？都不是。他们采取的是最原始的生理活动：撒尿。于是，塞尔提出了生态学版的卢梭理论：“第一个人决定在一块土地的周界上撒尿，以此圈出那块土地，他成为了土地的第一个占有者，同时也是第一个污染者”。若文明始于圈地，圈地的方式是撒尿，那么“弄脏它”就是文明的真正前提。

　　许多动物用排泄物如尿液与粪便以宣示对某块领地的所有权。养猫的人都知道，猫至今还保留着这一习性，尽管已经驯化了数千年。同样，我喝过的咖啡因为沾了我的口水而成为我的，别人不会拿去饮用。为保卫国家，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被鲜血和尸体污染的领土昭告世人，谁才是它的真正主人。甚至，男性占有女性也不例外，用精液弄脏女性的阴道。塞尔模仿卢梭的口气说道：“第一个在阴道内射精的人会说，‘这个器官属于我’，结果发现女性竟然很天真地就相信了他的话，就这样，他成了这个器官永远的主人。”尿、粪、血、精液——人类通过污染而占有，借由肮脏而推动文明。

　　可是，今天人们关心的肮脏之物并非身体排泄物，而是核废料、工厂垃圾、空气中的化学毒素、重金属水污染……这些肮脏之物已远远超出了生理范畴。那么，从身体排泄物到工业排泄物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与生理污染一样，工业污染同样是为了占有。造纸厂将废水排入河流，发电厂将废气排入大气层，垃圾处理厂将垃圾掩埋地下……表面上这些行为与占有无关，但那里的水将无法饮用，那里的空气将令人窒息，那里的土地散发着恶臭。烟囱、下水道、排污口、垃圾站、排气管——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肛门”。所以，自称文明的现代人“从未摆脱动物的下半身”。

　　近代伊始，笛卡尔宣称人是自然的主人，康德宣称人为自然立法。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使下半身活动合法化。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人不再是“Dasein”或“being here”，而是“being everywhere”。海德格尔的“此在”代表的是农耕存在论。为居住于此，你只需弄脏一片有限的领地。如今，伴随着人类活动的全球化，污染也变得全球化。无处不在的现代人弄脏的不再是某块地，而是整个地球。

　　危机时刻

　　现代圈地运动中生地缺席

　　结果，我们被迫步入“危机时刻”——《生地法则》的第一部分。

　　所谓危机有何征兆？河流散发的臭味，空气中令人窒息的毒气，逐渐融化的冰川，上升的海平面，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这些无声的抗议来自何处？“生地”——生命与大地，又可称作“WAFEL”，即水、空气、火、大地、生命的总称。“通过污染而占据”是一场双方游戏。我圈地以排斥他人，通过弄脏某物而宣示“这是我的，不是你的”。

　　可是，在圈地运动中，似乎有谁缺席了？不错，生地。这种缺席曾经是理所当然的，并在笛卡尔与康德那里获得了合法性。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既然如此，谁会在乎奴隶或客体呢？圈地运动重在“圈”，而非“地”。首要问题是“谁拥有”，而非“拥有什么”。现代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争吵、斗争、仇恨。在此，完全没有生地或自然的位置。主人难道要考虑奴隶的感受吗？马克思把人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似乎空气与水微不足道。

　　在这场延绵至今的双方游戏中，生地始终默默承受着被弄脏的命运。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随着人类控制力的空前提升，随着垃圾的全球化，生地这个曾经的客体与奴隶开始反抗：水不再清澈，空气不再清新，气候不再宜人……讽刺的是，自然的反抗恰恰是人类“强力意志”的结果。突然之间，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开始运作：曾经的奴隶越来越像主人，曾经的主人越来越像奴隶。我们面对雾霾时的无力感与脆弱感就是最形象的例子。

　　如何走出“危机时刻”？塞尔的想法是将双方游戏扩充为三方游戏，为“社会契约”补充一份“自然契约”。如果签订“社会契约”是为了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那么签订“自然契约”便是为了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非人（nonhuman）”的战争状态。自然契约这个概念本身意味着认可自然的主体地位，不再视其为奴隶，实现主奴关系的和解。

　　可是，这不是太过美好的浪漫主义幻想吗？自然在哪里？她会说话吗？她能在合同上署名吗？绝无可能。我们不应以拟人化的形式寻求自然的本真状态与声音。它需要代言人。谁能代自然说话？“所有了解它并为之倾其终生者”，特别是科学家。塞尔的这个回答出人意料。科学家难道不正是将世界还原为客体的施暴者和共谋者吗？他们难道不正是笛卡尔的子嗣吗？的确，这样的人是无可救药的。但请别忘记，近代科学并不是唯一的知识形态。“生命与地球科学”将成为未来的知识中心，它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数理科学的新科学。这种科学将使用生地语言，它在生地与人的共生关系基础上聚焦于万物之联系，而不是斩断联系。

　　可是，谁能担保这类科学不会再次垄断知识？谁能担保这类科学家不会成为新的权贵？谁又能担保他们不会独霸代言人之位而排斥异己？为此，必须诉诸真正的民主。如塞尔所言，“真正的民主不仅使获取信息成为可能，而且使得人们的参与变得活跃起来”。在三方游戏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生地居民”，充当生地的代言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这场游戏更是一场集体游戏，每一位生地居民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竭力防止它沦为权贵的独白，无论他们是知识权贵、经济权贵还是政治权贵。

　　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落后的唯一方面，是我们称作逻辑的学科，而这，仅仅是因为战争，战争中许多伟大的逻辑学家都牺牲了；不少逻辑学家死于1914年战争，另一些则丧生于1939年战争。但是，除此之外，一直以来，法国哲学都有着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视野。真正延续的法国传统，我希望自己延续的传统，是笛卡尔、奥古斯特·孔德、狄德罗和柏格森本人的传统，对于后者来说，哲学必须具备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基础。也就是说，哲学家必须是一个通晓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人，就像在奥古斯特·孔德研究进路中（要求）的那样。

　　——王立秋译自拉乌尔·莫特利(Raoul Mortley)：《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载《对话中的法国哲学家 列维纳斯，施奈德，塞尔，伊丽葛莱，勒·朵儿芙，德里达》。

　　□孟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