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文艺理论家”回望“进步青年”

　　1916年，茅盾入职还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门房登记时，他自报“沈德鸿——道德的‘德’，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鸿’”，门房未懂，他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门房还是不懂。直到一旁有人解围说“江、鸟”。可在茅盾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并不十分认同将“鸿”作鸟的解释。

　　茅盾早年就胸怀大志。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十年间，他走向文学亦投身新文化运动与革命运动。1926年从商务印书馆辞职时，他已是毛泽东的秘书。此后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日救亡工作，参加坚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运动，又在1949年后被选为作协主席。茅盾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尤其是社会政治的介入，使其人生道路博长而复杂，其中某些阶段在当下因政治原因易被放大，有些则易被忽略。

　　在成为“共和国的文坛保姆”之前，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编辑、校注、翻译生涯，为其博杂的知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关于这十年的主流描述是“从一位进步青年到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从一位童话作者到一位革命文艺理论家的转变”。这话不错，但易造成价值高低的绝对化理解。在茅盾诞辰120周年、入职商务印书馆100周年之际，我们不妨就从这十年“回访”进步青年、童话作者茅盾及其所在的时代。

　　编写寓言

　　“文坛保姆”曾与儿童文学结缘

　　入职商务那年，茅盾20岁。起初，他只是“函授学社”的英文改卷员。因在宿舍看到新版的《辞源》的不足，他立即给时任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写信，并在受到关注后被调为高级编译孙毓修的助手。

　　“孙毓修先生年约五十多岁，瘦长个子，有点名士派头”，这是茅盾对于四十五岁孙毓修的第一印象。孙毓修曾在二十多岁时参加科举考取秀才，又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学习英语，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同时就职于编译所国文部、英文部。茅盾念小学时曾得到的奖品《无猫国》，就是孙毓修编写的“童话”丛书中的分册。

　　孙毓修找出一本英文书《人如何得衣》，又从抽屉拿出他译好的前三章，吩咐茅盾以意译方式试译后面的章节。译稿到手，他先是带着些许轻视意味说：“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通读全文后则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孙毓修的反应是有缘由的。当时商务印书馆风气整体清朗，但也有些人靠后台有人，无所事事。原以为茅盾是因与张元济有人情才被引来，有“名士派头”的孙毓修自然心有芥蒂。然而茅盾译笔流畅，又表白不想在版权页留名，孙毓修觉得这个年轻“徒弟”确实谦虚、可造。

　　在跟随孙毓修的三年编译生涯中，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的茅盾被他发掘出国学基底。当孙毓修决意要编一本开风气的中国寓言，他找的编者就是对古书有研究的茅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茅盾的文学创作是从编写童书开始的。1918年至1919年间，他共编著《寻快乐》《大槐国家》《千匹绢》等童话十几种。

　　花了半年，《中国寓言初编》编妥，孙毓修又花了半个月用心写下千字序言。1917年10月出版后，它在一年内连出三版。

　　晚年茅盾曾深情回忆他与儿童文学的这段渊源，还建议将百喻经（即印度寓言）改写为儿童文学素材。七十多年前，当孙毓修建议将百喻经编入《中国寓言初编》时，青年茅盾的想法恰与其相左。七十多年后，茅盾在感慨这一先见的同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编辑儿童文学读物的第一人”孙毓修的记忆。

　　革新《小说月报》

　　在博杂的知识谱系里看文学

　　在担任助手的第一年，茅盾在宿舍、编译所间往返，几乎全部时间都投入在读书、译书上。1919年，茅盾去南京江南图书馆为《四部丛刊》的影印工作选书、抄写书目。同样在风云变幻的这一年，茅盾的兴趣在“五四运动”后转向文学与政治。

　　他译介外国文学、主编并革新《小说月报》、从事革命活动。师徒两人的旨趣渐行渐远。不过，在茅盾主编的两年二十四期《小说月报》中仅有的一则广告，是为给孙毓修当馆长的涵芬楼购买古旧书而发布（1921年5月号）。这则广告刊发两年后，孙毓修因为《四部丛刊》和家务事积劳成疾，于1923年1月在上海去世。

　　在商务印书馆的后七年，茅盾人生也逐渐转向。接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以后，这位青年新锐将其革新为倡导“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在上世纪20年代，当《新青年》逐渐转型成为政治杂志，《小说月报》则以接近纯文学的新面貌出现。在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等专栏的支持下，它为国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积累下若干典范，在东欧、北欧文学译介方面也展现了开阔视野。

　　这样的革新让部分守旧派不满，于是两年后茅盾便转至国文部工作。至1926年离职，茅盾整十年的编辑生涯恰逢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当鲁迅、郭沫若等人横空出世，茅盾几乎没有任何的文学创作。正因潜心编辑、翻译事业，茅盾从事理论批评时间之长、系统之深入成就了他的博杂视野，他对世界文学理论的细致梳理也形成了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体系。这样一段充实的理论准备期成为茅盾后发制人的原因之一。

　　但在1949年后的复杂的环境里，茅盾的创作、批评都受到某些遏制。“所以现在青年人喜欢鲁迅多于茅盾”，学者孙郁说，“但他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我特别喜欢他的地方在与他博杂的学识，不是在狭窄的话语里面面对文本，而是在丰富的知识谱系里面看待文学，这是值得当代批评家学习的”。

　　尽管积极地进入政治，或者说与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合作”使茅盾的文学道路颇具复杂性，他在十年编辑、翻译生涯中积淀下的敏锐觉察力与视野并未因此折损。1971年11月，中国与黎巴嫩建交，茅盾在此之前就已将纪伯伦的作品翻译出来，更早在1923年便已将纪伯伦的散文诗介绍到中国。

　　沉潜十年

　　走近青年茅盾的一条路

　　回顾茅盾的十年沉潜时期，当时出版业的环境也引人深思。

　　在茅盾编写《中国寓言初编》时，商务印书馆的童书出版有一套严谨又有人情味的流程。当时孙毓修每写成一篇，就要请编译所国文部长高梦旦过目。高梦旦则会将稿子带回家读给女儿听，若他们不喜欢，稿子就要改，直到他们听得满意为止。

　　至1921年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茅盾只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而他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革新要求竟被商务印书馆接受了。早年丧父的茅盾没有人情可依傍，却能凭借才干脱颖而出；性情耿直的他为职工争取权益领导罢工，结束后又认真回到办公室埋头编辑，也并未因此受到处分或暗处加攻。正是在当时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中，社会担当可以成为茅盾那一代的编辑道义上的自然选择，编辑群体也有可能共同形成一股推动社会文化进程的能量。这些旧事让人一窥近代上海的开放、现代气质，遗憾的是，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它们并不易重现。

　　尽管在革新《小说月报》两年后茅盾被迫辞职，但这两年间的探索仍体现了“昌明教育，开启莫尔”的出版风度。如学者刘勇所言，在上世纪初，像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庞大的出版机构，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更多呈现出稳健风范。这种在当时看来略显保守的文化立场让它多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和风暴中心，但百年后重新审视那段激情时代，它对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矫枉过正确实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这与茅盾文学风格上的沉稳、务实相通。“如果拿茅盾、巴金和老舍相比，茅盾最好的作品可能不如老舍最好的作品，但最不好的作品远高于老舍最不好的作品”，学者止庵说。

　　距离茅盾入职商务印书馆已百年，出版业的技术、理念、流程与大环境都在变。茅盾的确留给商务印书馆以及国内出版行业容纳大家的底蕴与荣耀。此外，较为沉静的这十年编辑生涯，更为当代编辑、出版业提供了在喧嚣中有所追求的勉励，也为后人在种种荣耀与争议之间走近青年茅盾留出了一条路。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开始创作了。”——茅盾《从牯岭到东京》，1928年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