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旅行是给欧洲小说爱好者的馈赠

　　陈丹燕是欧洲小说的狂热读者，那些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小说深埋在记忆褶皱里，成为她认知世界的通道。

　　有多狂热？十五年来，她拖着一只超重的行李箱走遍欧洲，箱子里塞满了伍尔夫、王尔德、茨威格、托尔斯泰……地理和文学搭成镜像。镜子里，一个扎麻花辫的老姑娘来回闪现，从大雪降临的伏尔加河畔，流浪到维也纳施特劳斯金色雕像下，从茜茜公主深爱的施塔恩贝格湖，漂流至慕尼黑某天主教堂前的一颗樱桃树下，世界真美好，陈丹燕真幸运。

　　奢侈的阅读

　　在辽阔地理中，读出好小说的一切

　　1993年风雪交汇的冬天，俄罗斯圣彼得堡火车站的月台上，肮脏的积雪堆在枕木四周。陈丹燕出现了幻觉，她看见俄国贵妇安娜·卡列尼娜穿着黑大衣，正在附近徘徊，马上就要赴死，因为情人弗龙斯基无法给她百分百强度的爱。时空被打乱，陈丹燕被推着走进文学构建的世界，那是她第一次将阅读小说和旅行地理联系在一起。

　　她没有预料到此后的岁月中，她能在辽阔的地理环境里读出好小说蕴含的一切。读的书影响了她对旅行目的地的选择：带着歌德的小说去德国中部旅行，带着茨威格的小说去奥地利寻找“一个陌生女人的房间”，即使去北极，也要有《圣经》的创世纪故事打底……《咖啡苦不苦》《今晚去哪里》《樱桃树下爱与弗》等旅行散文从笔尖流淌出来。不懈的练习让陈丹燕终于有底气开始一场欧洲小说的地理阅读。毕竟，这是一个欧洲小说爱好者取悦自己的最好方式。

　　2005年到2013年，陈丹燕在都柏林发现了地理阅读的可能性，她数次前往爱尔兰，一路走，一路读《尤利西斯》，回来写读书笔记。但真正促成她写成文学地理散文集《驰想日》的，是2013年6月16日“布鲁姆日”——《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世界各地的乔伊斯爱好者齐聚都柏林，通宵达旦地狂欢。陈丹燕随人群走了整整20个小时，从都柏林城的公爵街开始读《尤利西斯》，喝加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写下果戈理式的抒情插笔；走到科克老城时，下起了雨，经过一个炸鸡铺子，乔伊斯的祖父就死在楼上的房间，家道中落的少年从此弃医从文。在湿漉漉的情绪中，陈丹燕看到了绍兴古城里鲁迅的影子。

　　这漫长的文学之旅，是陈丹燕战战兢兢的一场梦，不愿醒来，干脆去寻找捕梦人。2013年她带着《哈扎尔辞典》去土耳其旅行，在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的地图上标注，从伊斯坦布尔到希拉波里斯古城，马不停蹄；2014年去塞尔维亚，在作者帕维奇家中读中文版《哈扎尔辞典》；2015年，她用了四十天把土耳其和塞尔维亚连在一起旅行，像《哈扎尔辞典》里的捕梦者马苏迪一般，在梦中日行千里，晨昏兼程，最终写下《捕梦之乡》。

　　不懂历史的人，无法完成地理阅读。诞生在南斯拉夫解体阴影中的《哈扎尔辞典》，带有强烈的历史地理痕迹。“多梦者”帕维奇，用迷宫式结构在书里描述哈扎尔民族的命运，陈丹燕认为这说明“塞尔维亚的故事本身就是历史认知与道德判断的双重迷宫”。置身迷宫里，陈丹燕穿红夹袄、黄波鞋，穿过穷而性感的贝尔格莱德街头，寻找小说里的历史气息和精微细节。这种近乎奢侈的阅读体验，是她从孩童时代就已萌芽的奋不顾身。

　　寻找精神故乡

　　消弭地域冲突感，成为世界公民

　　生于1958年的陈丹燕，小学赶上“文革”，中学赶上思想钳制的70年代，大学赶上百废待兴的80年代。在国门禁闭的时代长大，对于个人能否自由地去想去的地方，读想读的书，自己的国家能否被归入世界，她非常介意。

　　1966年9月，陈丹燕小学一年级，没有小人书，一个纸片看半天。长大一些，上海少年能看的文学书，是一本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艳阳天》，能看到的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唯一能听到的是短波收音机。那个年代，“美国之音”干扰太大，陈丹燕只能听到澳大利亚短波。

　　短波里却有一段惊悚的伤心事。陈丹燕刚上初中，恰逢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华，上海一个小孩因为给澳广电台写了一封信，被全城追杀，最后枪毙，家破人亡。很多年后，陈丹燕在美国查到这封信的内容：尼克松访华前，上海市民被要求禁止在沿马路的房子窗外晾衣服，上海阴冷的冬天没有暖气，人们的衣服要晾到哪里呢？因为这封信，一个少年的生命折断了。

　　妈妈吓唬陈丹燕：你再听短波，这就是下场。天性有股犟脾气的14岁小姑娘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去看那个短波里的世界。

　　上大学了，陈丹燕赶上了思想解放，80年代那种追求自由的横冲直撞气息，对于她有圣经般的含义。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77级的学生，刚从收听短波即为死罪的时代逃出来，那代中文系学生在精神上的无知和饥渴，使其自甘于19世纪欧洲各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的帷幕之下，契诃夫、普希金、左拉、王尔德……陈丹燕看得飞快，沉醉其中。19世纪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民粹主义和人文精神，成为支撑她那一代人世界观的底色。

　　然而还是不满足，1981年中文系的欧洲文学史课上到现代部分，没有正式教材，一本由袁可嘉、郑克鲁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成了带领她走向世界文学的摩西。伍尔夫、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这些出现在书中的作家和他们代表的意识流，成为陈丹燕写作的基础。直到她自己从创作儿童文学起步，迈向“上海三部曲”和“外滩三部曲”的非虚构写作，陈丹燕沉迷于描写细物、手势、光线和气味，从不掩饰对意识流的喜爱。

　　意识流勾着陈丹燕的魂，在中文系课堂上，她总是“走神”，思绪飘向契诃夫描述的俄国河流，或者乔伊斯笔下灯芯草摇曳的爱尔兰沼泽地。

　　1990年，陈丹燕第一次走出国门，用国外版权费开始世界旅行，第一站是日本。下飞机的一刻，看见了电影中见过的太阳旗，她自言自语：看，陈丹燕，这就是世界。32岁时去欧洲旅行，开始只图一时之快——想看看欧洲，吃德国冷牛肉丸子，看柏林东区的老教堂，没想到竟会找到精神故乡。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把欧洲视为精神故乡，是不是很突兀呢？陈丹燕生在北京，幼年即随父母搬到上海，父亲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学生，母亲是一个从伪满洲国富裕家庭逃出来闹革命的女学生，陈丹燕对沪上市井生活有隔膜，对北京也没有多少亲近，心里缺乏地域归属感。

　　她在欧洲走走停停，看见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土耳其人的小饭馆，西班牙小旅店墙上席勒的画，德国钟声荡漾的天主教堂，它们成为乡愁般的记忆。陈丹燕意识到，一种“文化合成”的驳杂欧洲，是她的精神所向。她终于可以和自己的归属感和解——“我没有地域冲突感，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十几年的欧洲旅行，陈丹燕于大千世界差异中领悟到人心的相通，她相信人类可以建立超越民族的真挚理想。这理想，就像安徒生和格林以后的优美童话，这也是她学士论文的题目。2000年，陈丹燕开始了旅行系列散文写作，她为那套散文起名为：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即使找到了精神故乡，陈丹燕的身份认同危机并没有消失。

　　作为1949年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背包客，陈丹燕和“五四”留洋的知识分子很不同，她很早就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先有国学的底子，再去接受西洋文化，能在中西方之间有平衡的对话视角，但我就像个半文盲，没有对话能力”。之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隔阂，陈丹燕觉得和“五四”以后对其妖魔化分不开：“我相信我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没读过《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非常疏离。”

　　在爱尔兰时，陈丹燕被凯尔特民族保持文化延续的努力所震惊。经历了英国800年殖民统治，却能将几百年前的民谣曲调保存至今，“凯尔特文化的根没有断，我们文化的根呢？”即使想做世界公民，陈丹燕依然有悲哀。但她还是为自己骄傲：“我并不想占有世界，我只想体验奋不顾身看世界的生活。”有年轻读者奉她为“文艺青年教母”，她觉得自己可以担此称号。陈丹燕笑言现在的文艺青年不正宗，“跑到巴黎咖啡馆坐下来自拍，寄张明信片回来就是文艺青年了吗？我们那时候，为了去巴黎咖啡馆，从十几岁就开始读法国小说做准备。坐在咖啡馆里，想到的是巴尔扎克和杜拉斯写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人会想这些吗？我才是文艺青年啊。”

　　这位老文艺青年，1982年时翻译了美国作家E.B.怀特的幻想小说《斯图亚特·利特尔》，小说最后一节叫“向北方”。小老鼠斯图亚特开着小车，向辽阔的北方寻找小鸟爱人。陈丹燕说，自己就像小老鼠斯图亚特，“北方”就是世界的方向，她就这样迎了上去。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