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 幻想的历史需要被考证

　　在《古史辨自序》中，顾颉刚提及常有人问他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他答：“现在没有结果。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古史辨》自1926年至1941年陆续出版，顾颉刚成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中国史学界疑古辨伪的风气就此大开。

　　顾颉刚在北大求学时，中国学者已普遍受到西学的影响。一些偶像不攻自倒，考古学的发展亦反映出历史文献背后的真相。“又欣快，又惊诧”，在上世纪20年代，他“终至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成就了古史讨论”。

　　《古史辨》出齐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学者在社会时势、学者境遇的变迁中，囿于意识形态、学术环境的局限，未尝不曾走过弯路。但始于章太炎、发轫于胡适而上轨道前行的整理国故之道未断。在更为多元的学者参与中，它走向对历史幻想的检视、对历史真相的追溯，以及对历史认知的校正。

　　当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的《明清社会和礼仪》出现在书评周刊国故类年度十本推荐书目中，国内历史学者刘志伟评价说：这说明顾颉刚的这条路我们还在走，即使过了近一个世纪，走得也还不错。

　　在思想的开阔与胆识方面，科大卫与顾颉刚确有共通之处。他又在近一个世纪后，将历史学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认为历史学者应结合田野活动的观察，获得从文献中看到田野的想象力，否则，“他或她只是一个抄袭的机器”。

　　跟随科大卫，一段探索明清社会真相之旅即将开始。明太祖一声令下，天下四方便自然遵循？天地会的兄弟，真的密谋推翻朝廷？“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谁认同谁、凭什么去建构认同，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可以利用什么概念来做建构的根据，则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像剥洋葱一样，在层层求索中看到真相，这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当它成为历史学者的共识与职责，成为更多人的历史素养，便会对当代形成警示，因为任何时代有意、无意为之的幻象终会在后人追索中回归真相。

　　新京报记者 孔雪

　　详见B02-B03·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