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厘清税负轻重问题的最好时机

　　■ 社论

　　在国务院正把减税降费作为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抓手的当下，在曹德旺再次把制造业税负带到公共讨论领域之时，这其实是厘清税负问题的最好时机。

　　民营企业家曹德旺对中国税负远高于美国的“吐槽”，引发的中国宏观税负高不高的争议，仍在持续。

　　日前有文章称，“死亡税率”说法是在误导公众，文章分析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较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结论也并不能成立；税率并不等于税负，衡量企业税负的轻重，不能只看税率高低，应多维度综合衡量。而知名财税专家李炜光则称，“死亡税率”并不夸张，并呼吁“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

　　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高不高的讨论，近年来几乎是每隔一阵，就会因某个热点触发。相比起以往经常是由研究机构报告发声，今年的“讨论发起者”，则来自实业经营最一线的知名企业家曹德旺的声音，再加上有媒体报道，有女企业家在谈及税负时曾放声痛哭，这更容易引爆人们对税负的讨论。

　　确实，由于税制和税率涉及不同的分析和统计口径，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容易出现不同的结果。比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1年制定的标准计算，2014年、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均为29.1%。与国际上普遍30%之上的宏观税负水平相比，中国的宏观税负确实不算高。

　　但为什么持续向好的数据统计，和实际企业家甚至个人的感受相背呢？

　　从专业角度来看，按照税法中规定的税率称为名义税率，但在实际征税中，由于计税依据、税收减免、税率制度等原因，实际征税对象数量与税法规定的征税对象数量会不一致。

　　换句话说，我们的名义税率和呈现出来的统计数据的确不算高。特别是在今年营改增推进后，名义税负已出现大幅度削减，这也是重大利好。

　　问题就在于，高层政策上的减税，并不等于真正实业经营中的轻税：中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地方政府还有更多的可裁量收入空间。最典型的就是“费”，还有制度“之外”的行政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实际税率等。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在不断强调“减税”之外还特别提到“降费”的原因。

　　在此情形下，如果我们依然如几年前一样，继续执拗在争议学理上的税率到底高不高、统计口径之间比较，那我们关于税负的讨论，还会陷入这些年来的无意义轮回：年年谈税负重，年年也有意见认为是“误导公众”，最后的结果除了一摊口水和一地鸡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在中央正把减税降费作为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抓手的当下，在曹德旺作为一线业界再次把制造业税负带到公共讨论领域之时，这其实是厘清税负问题的最好时机。

　　如何不让企业家一肚子委屈却无处抒发，如何让积极减税降负的国策事半而功倍、落实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这都需要对税负定义进行溯源。这也需政商学等各界不再纠缠于统计口径的无意义比较，而要共同讨论提出一个能令各方信服的考量办法，用来衡量我们的税负水平，并有针对性地改革和完善，这才是当务之急。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明确指出了税收的四原则，其中很重要的两条就是税收的确定原则和便利原则。如果我们的征税税负到如今依然是鸡同鸭讲、公说公有理的糊涂账，那我们可能很难搞清自己交了多少税，政府的减税政策也就无从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