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 站在知识面前的不妥协者

　　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那些围绕资本、货币、交易和计划而产生的思想争论，影响过欧洲、南北美洲和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既出现过辉煌，也留下了沉重的教训。

　　这是米塞斯所在的年代。在坎坷的一生中，他坚持自己相信的真理，以勇气孤独而饱受争议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经济思想。

　　智 识与勇气

　　古典经济学在被忘记，但他仍吸引青年

　　新京报：米塞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走向“政治不正确”，跟主流的经济思想相冲突，随后因认识论上的观点，更加不受欢迎——被大学排挤，在美国得不到教职。然而，他逝世后，在经济和政治等思想领域都获得颇高的认可。人们何以突然转变对米塞斯的态度？

　　许尔斯曼：人们对米塞斯的态度确有明显的变化，但不是突然，而是随前苏联失败才逐渐转变。1973年，米塞斯去世，此后二十年，他甚至被忘记，他的政治和认识论观点在西方不被主流所认可。在黑暗时期，唯有穆瑞·罗斯巴德和卢·罗克维尔等米塞斯研究院（坐落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知识分子，仍认同米塞斯的思想且沿着他的方式继续发展。前苏联失败后，许多的年轻经济学家寻找解释，在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里都得不到答案，却最终在米塞斯及其追随者的作品中寻到了。

　　前些年的金融风暴产生了同样的影响。2008年以来的各种危机，挑战了主流的经济理论——未能帮助预测将要发生什么。米塞斯的理论为我们今天的货币和银行业提供了发现问题且令人信服的方法。

　　米塞斯思想复兴的最重要原因是其持久的价值。不管是依据何种标准，米塞斯都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作品具有系统性、包容性和穿透性。米塞斯被称为是“众师之师”，的确如此。米塞斯之于经济学，相当于柏拉图之于西方哲学，或阿奎那之于天主教神学。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发现了这一点。

　　新京报：在今天的欧美大学校园，已经鲜有学生阅读包括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作品在内的古典经济学。米塞斯同样是一个古典经济学家，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读者，跟畅销经济作家相比也不逊色。是什么让米塞斯如此不同？

　　许尔斯曼：诚如你所言，很遗憾，现在很少有学生了解古典经济学的作品。结果是，斯密或李嘉图的思想都不再是常识了。百年前它们是常识，这正是那时比现在进步更快的原因所在。

　　古典经济学的衰落，是斯密和李嘉图及其追随者没有恰当地理解“市场价格”的机理。他们不明白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定价过程。但百年后，门格尔（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发现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来解释定价，即专注于“物物交换”中消费者商品的价格。他的弟子庞巴维克将该方法应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

　　米塞斯进一步把它用在了“货币价格”上，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解释跟“货币价格”相关的所有现象：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及国际货币关系和商业周期；经济计算、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问题，等等。但米塞斯做的远不止于此，他的思想体系涵盖了大概所有经济分析领域及其哲学基础。

　　米塞斯还因他的勇气脱颖而出。他可以坚持真理，即便真理不受欢迎，甚至到了毁掉他职业生涯的程度。米塞斯坚持主张“自由政策”最能增量共同利益，即使这让他变成知识分子中的贱民。他的结论是，经济规律植根于人类行为的本质，因此不能通过收集数据和运行经济计量模型对数据进行验证或反驳。

　　米塞斯不会在知识方面妥协。他是个爱国者，在和平与战争中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他勤奋地为他的家人、他的雇主和他的政府服务。但当谈到真理和谬误的问题时，他不会屈服。这使得他的著作如此清晰，如此连贯，并提供如此深刻的见解，在每一代都吸引着新读者。

　　新京报：米塞斯孤军奋战，是他所在时代的“自由主义的最后骑士”，在变动的年代坚持自己相信的真理。他如何影响着你这一代的经济学家？

　　许尔斯曼：米塞斯是二战后自由主义复兴的最重要源泉。他是他那代人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但鼓舞了成百上千的年轻知识分子追随他的脚步。对于年轻的学者，米塞斯是一个卓越的榜样，不管是作为经济学家，还是普通人。

　　他的著作是成长为经济学家的学校。就在展开博士研究之前，我偶然遇到了他的作品。他的《货币与信用原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定花一些时间更详细地读他的作品。我的研究，大多都致力于发展米塞斯的方法，特别是关于商业周期、均衡、利息和货币的理论，及认识论，还有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学。今天，米塞斯思想继续通过世界各地日益庞大的学者群体传播。

　　洞 见与局限

　　影响二十世纪经济思想的孤独“骑士”

　　新京报：二十世纪是经济史上一段风起云涌的时期，在欧洲、南北美洲和亚洲都实践过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米塞斯的经济思想处于什么位置？

　　张维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争论，发起者就是米塞斯。那个时期，计划经济在好多国家都有吸引力。米塞斯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孤军奋战，反对计划经济。哈耶克加入了，但仍寡不敌众。

　　我们现在承认计划经济失败了，但未认真反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像兰格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能用新古典经济学证明社会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现在来看，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计算的争论，而是经济学范式的争论。

　　米塞斯认为，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要素市场，没有自由价格，“计划”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哈耶克进一步讲，经济计算所需要的知识、信息都分散在每个人脑子里，尤其许多知识是主观的、默性的，除了当事人自己实际运用或通过价格机制传递，其他人不可能获得。

　　一个主流的观点是，如果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因为在新古典范式里，市场的有效性依赖于信息的对称和完全，如果现实中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市场有效的前提就不成立了。但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才不得不依赖于市场解决问题，才需要市场价格作为信息发现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如果信息是对称的，每个人都知道所有其他人知道的东西，计划就会非常有效。

　　新京报：米塞斯的经济思想在他逝世后得到了认同和传播。同时，包括整个新旧奥地利学派在内的经济思想都引发了争议。在你看来，米塞斯的思想是否也存在某种局限？

　　方钦：奥地利学派最大的局限，是迷于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局限。这种倾向从米塞斯撰写《人的行为》时已显露。在这部巨作中，米塞斯有意无意地将其构建的演绎逻辑体系封闭化，希望将一切经验事实都能纳入他的“人的行动学”的框架下进行解释。

　　这样的学术尝试从米塞斯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但新奥地利学派学者却强化了这种做法：人的行动学成为了“经济学的极致”（罗斯巴德语）。当年哈耶克说：“‘奥地利经济学派’基本上已成了一个历史名称”。我认同哈耶克的观点，一种思想对人类知识进步最大的贡献就是融合而非隔绝。

　　回顾奥地利学派辉煌的历史，皆因他们的思想融入了主流经济学，最鼎盛的时期也是他们和主流经济学者互通互鉴最频繁的时期——譬如庞巴维克和马歇尔之间关于资本的争论，促成了资本理论从古典向当代的转型；米塞斯和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有关货币的争论，直接奠定了当代宏观理论的基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理论进路和分析工具，当然会造成在概念理解上的差异，但是在这种差异基础上的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才能促进学科成长；而一些奥地利学派学者却依然拒绝这二十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的演变，强调价值立场不同、数学工具不可行、演绎逻辑优于归纳逻辑等理由，这是一种成见。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