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播 迟来的经济思想“大象”

　　米塞斯的重要作品《人的行为》早年由台湾的经济学家夏道平译为中文，上世纪末大陆学者以复印本的形式相互传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2015年推出了该译本的简体版。

　　在大陆的汉语学术界，米塞斯作品第一次被翻译的，是1995年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到了二十一世纪，陆续添加了《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及《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等数种。

　　在战乱年代遇见米塞斯

　　夏道平1935年在武汉大学毕业即留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弃笔从戎，而在胜利后，出任南京政府经济部参事，经雷震介绍与胡适相识。胡适和雷震是刊物《自由中国》的灵魂和骨干，夏道平与《自由中国》11年自始至终的关系，也就是在这种不经意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重庆和南京时，夏道平每天的工作是审阅民间陈情申诉的文件，对当时经济管制的流弊有不同于书斋里的认知。他的文章首先把矛头指向各种管制经济的措施，那篇著名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就是揭发金融管制的执行机关所犯的一桩严重罪行，而对国民政府加以申斥。

　　但如何更深刻认识并摆脱管制经济的危害，夏道平还处在迷茫困顿之中。此时，其校友同乡詹绍启寄来了一本《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的英文杂志，那一期正好有介绍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境》的摘要，夏道平如饮甘霖，将这本小册子分四期连续译介于《自由中国》，而清晰地明白了经济管制的最大弊端就是限制人的自由。

　　在夏道平翻译的5本奥地利学派名著中，用心最甚、耗时最长的，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为什么坚持要将书名译为《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类行为》或《人的行动》，夏道平在译者序中竟作了近千字的解释。“人类”是个集团名词，而译名不轻易使用“人类”一词，为的是避免不应有而可能有的误导。在夏道平全部的翻译生涯中，把翻译和研究结合在一起，其严谨程度认真到了字斟句酌，譬如在同周德伟先生讨论“indvidualism”的翻译时，他坚持将其译成个人主义而非个体主义，他认为那个“人”字太重要了，不必为避免别人的误解或慑于众口的污蔑而轻易地把它换掉。

　　同米塞斯一样拿起道德的勇气

　　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解冻和加速，夏道平渐渐为大陆学者所了解。2007年，夏道平百年冥诞之际，两岸分别在武汉和台北举办了纪念活动。夏道平是1949年后大陆赴台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整理并研究夏道平诸多言论和行为，依稀可以窥见和夏道平联系紧密的一大批大陆赴台学人的家国情怀，如胡适、雷震、王云五、周德伟、蒋硕杰、殷海光、聂华苓和傅正等。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历史大变局，既刻画了华夏文明未有之奇变的戏剧性情节，又临摹了炎黄子孙常有之离合的悲悯性场景。在此背景下，这些大陆读书人身不由己来到了偏安一隅的孤岛，一方面借助于不同既往的时空环境，对历史的轮回反复追问；另一方面又压抑着对亲人故土的思念之情，泼墨挥毫励精图治，展现着求新变革的书生精神。

　　夏道平见证并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早期《自由中国》时期反对经济管制，批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腐败严重，到鼓励私人资本壮大，殷切盼望私营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以科学管理的业绩来推动政府机关的改革；从宣导“经济回归市场”，着重从市场机能的运作、消费者主权、自发秩序等层面强调市场是一个由无数分散的个人在分工合作条件下相互博弈的行为结果，到呼吁“政治回归宪法”，既保证政府在市场中依法行政并公平服务的基本权力，又要依据法律的强制力严格禁止政府随意对市场进行越界干涉。

　　在台湾那场青史留名的所谓“蒋（硕杰）王（作荣）论战”，又称“李斯特”（政府干预）与“史密斯（自由市场）”的论战中，夏道平坚定地支持蒋硕杰维护市场自由。也正是在蒋硕杰、邢慕寰、夏道平等提出许多政策建言，加之尹仲荣采纳并主导台湾市场化行动，引发并创造了台湾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斗转星移，今天两岸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夏道平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自由中国》停刊后，夏道平困守校园，忍受孤独，埋首翻译奥派经典名著。正像他所言：浸润于这些不时髦冷门书的译者，好像是寻芳于幽谷的人，虽也常享有独乐之乐，终不免有点寂寞之感。但通过翻译，夏道平更深切地理解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精髓，从而笃定了其毕生的信念。

　　用夏道平的一句话结束本文：面对世界“滚雪球似的公共政策，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应负起知识的责任，拿出道德的勇气，针对那些只求增加个人选票的政客和只求提高个人知名度的舆论界人士，予以无情的痛击，并就持有的知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个长期的教育性问题，这要靠那些正在钻研哈耶克纯正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年轻一辈不停地努力了。”

　　□夏明（湖北经济学院教授，夏道平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