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公益 他有了温暖他人的力量

　　第26期

　　姓名：李涛 年龄：43岁

　　社区：东城区东四七条社区

　　事迹：2003年，李涛创办“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以城市化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为服务切入点，运用社工专业方法，推动农民工社会参与，帮助他们由受助者转变为服务者、实现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至今，北京协作者为超过15万余人的社区流动人口和居民提供了各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榜样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孤独、无助与冰冷，我们每个人都对温暖与爱充满憧憬。当我们有一天可以与他人分享温暖与爱的时候，请不要吝啬你的双手，它将温暖一个人的一生。

　　初识李涛，是在东四七条胡同深处的一间四合院，北边平房里摆着高高的书架，几个孩子在看书；院里一棵老树，枝丫上挂着孩子们制作的彩色书壳；透过孩子们的嬉笑声，会议室传来李涛和社工们激烈讨论的声音。

　　几分钟后，门被推开，李涛拄着两根拐杖走出来，不同于声音的浑厚，他瘦高戴眼镜，歉意地笑笑，“前阵子不小心摔倒骨折了，但是年底了，得来中心讨论活动方案。”

　　这里，是经历四次搬家后，确立的“北京协作者”社区工作中心。

　　2003年，北京正值“非典”特殊时期，李涛辞去记者工作，与妻子及其他5名志愿者一起，签下“生死状”，创办“协作者”；抱着“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组织服务理念，为超过15万余人的社区流动人口和居民，提供了各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13年过去，李涛未曾动摇，他在博客中写道，“人性解放之路，充满激扬与磨难，多少前辈为此不懈奋斗，探究的各类优秀方法如群星闪耀，而社会工作便是其中最璀璨的那一颗。时至今日，我依然心怀敬畏，脚踏实地，抬头仰望。”

　　重要转身

　　他曾是一名记者

　　1996年，李涛还是中国妇女报一名新入职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他认识了一个16岁的打工妹，小学未毕业，独自从大山来到北京，以保姆的微薄工资，养活自己和大山中的一家人。

　　“我之后又采访了很多打工者群体，逐渐发现他们的坚强和智慧，也看到这份坚强与智慧背后的无助。我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行动起来。”

　　起步总是艰难。2003年，李涛在东五环外租了一间职工宿舍，一张桌子、一台电脑，没有资金，志愿者就是几个朋友，草根组织“协作者文化发展中心”就这样成立了。那会正是“非典”特殊时期，“协作者”面临最初的“生死”考验。

　　“当时我们讨论了几个晚上，打工者最需要帮助。”李涛说，几个朋友凑了6万多元，在外地厂家购买了口罩、消毒液、体温计，印刷了手册等，开始了农民工抗击SARS紧急救援服务。

　　“自己被感染了怎么办？”救援之前，他和志愿者签下生死协议；“如果感染非典，与协作者没有关系。”

　　为找到分布各处的打工者，李涛和河北张北县、尚义县联系，在县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救助字幕。他租了辆面包车，每天5点钟出发，深夜11点收工，跑遍北京城区至五环外的民工区域。

　　李涛依稀记得，“有天，北京正下着大雨，车子突然坏了，工人们呼啦一下跑进雨中，帮着一起推车；在一家高档小区内，几十个保洁被困地下室，送完物资后，一个年轻男保洁紧紧握着自己的手，他后来也成为南京协作者的优秀社工。”

　　非典期间，“协作者”共深入到60多个农民工聚居区，直接服务了3万多打工者。

　　为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2003年底，李涛不得不与挚爱的记者工作诀别。“我妻子也是记者，决定共同辞职的那天，夜里，她站在阳台上哭了。但我们想得很明白，中国不缺一个记者，但中国缺一个社会组织。”

　　化险为夷

　　绝望打工者变成助人者

　　协作者成立之初，主要以农民工为服务对象，提倡“助人自助”的理念，协助困境人群发掘自身潜能，具体怎么做？是摆在李涛面前的难题。

　　“我们相信每个弱者都是有尊严的，可当你面对一个因工伤残疾的人，要怎么相信他的能力，要怎么协助他找回自信，怎么让他站起来，帮助自己的同时，也帮助别人？”

　　记忆回到2004年，“协作者”接到了一个来自浙江永康的电话。

　　他叫杨志豪，打工时被机床切断四根手指，老板只支付了2000元医药费。劳动局说这工厂是黑工厂，让去法院。法院说根据程序，得要先去劳动局仲裁。

　　“我没活路了。”电话那边，杨志豪情绪很激动，买了炸药，想跟老板同归于尽。采取行动前，无意中看到“协作者”帮助打工者的文章，临死前想找人聊聊，他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李涛。

　　“你的事好办，我们有过很多类似案例，但就是时间比较长，你来北京，正好年底了，协作者急缺人手，给我们帮忙，咱们再来慢慢维权。”李涛劝他，甚至准备邮寄路费把他接到北京。

　　几天后，杨志豪来到北京，在“协作者”办公室内，李涛为他端上热水，说着说着，这个30多岁的大男人突然放声痛哭起来，释放压抑了太久的辛酸。

　　在北京，杨志豪作为志愿者帮忙，没人会因为他手指残疾而去帮助他；同时，李涛为他联系媒体、律师，每项工作，他都会参与其中。

　　4年时间，杨志豪最终争取到了相应赔偿。回家乡后，他娶妻生子，又将维权中学到的经验帮助其他打工者。

　　“在每一次个体救助中，我们积累了经验，也逐步形成系统的专业理念，支撑着我们一直走下去。”李涛说道。

　　扎根社区

　　推动建设“老年帮帮团”

　　2010年，“协作者”的发展模式逐渐被政府所认可。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领导点名，要李涛到民政局社团办为“协作者”注册。

　　“自成立起，我们就是在工商注册的公司，实现民政注册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7年时间，协作者终于成为正式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开始政府购买项目。

　　此前，协作者依靠的是企业和基金的捐助，很多优秀社工的工资，最初不过每月1000元，李涛和妻子的生活很拮据，他却强调道，“这不是好事，更不值得提倡。公益是有价值的，委托公益人员做专业服务是有成本的。让公益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社会才是体面的。”

　　服务流动人口之外，李涛带领协作者扎根社区，也开始关注社区孤寡老人和儿童。

　　有一年，一位80多岁的老人，搀扶着板凳，一步一步挪到东四的社会工作中心，敲门问道，“听说这里有志愿者，能给老人管饭吗？”

　　李涛看到老人的艰难，虽没有这项服务，但还是答应了，“老人一个人生活，我们不能不管，就建议她和社工们一起吃工作餐，到月底了，再和社工一起平摊饭费。”

　　转眼老人和社工吃饭已经五年，她也成为大家熟悉的王阿姨，每逢老人生日，社工都会搀扶着她到中心，一起庆祝。

　　“像这样的孤寡老人还有很多。”从王阿姨开始，李涛用一年多时间，在老人所在社区建立一个“老年帮帮团”，让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互相帮助。并在2016年，成功将这个机制推广到东四的其他社区。

　　在路上

　　“我也曾被帮助过”

　　有时，社区老人会问他，为什么做公益？他却笑了：“在我看来，为什么做公益不是问题，为什么不做公益才是问题。”

　　看到对方不解，他讲述了一个故事：20多年前，一个小男孩从北方到南京，他没有朋友，听不懂当地的话，那个春节下了很大的雪，他一个人站在异乡的雪地上，无助而孤独。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正在等人的青年人发现了他。青年人走到小男孩身边，用普通话与小男孩交流，鼓励小男孩和他一起打雪仗……那个小男孩还记得分手时，青年人微笑着伸出手来与他握手，那是小男孩成人前的第一次握手。那个冰冷的下午从此变得温暖，直到今天。

　　“那个小男孩就是我”。李涛说。

　　【大家问】

　　问：是否有过动摇想过放弃，是什么支撑你一直走下去？

　　答：13年，我从没有想过放弃，因为痛苦在那里。在那些本不应该遭受如此不幸的家庭那里，在那些本应该无忧无虑的孩子那里，在那些本应该颐养天年的老人那里，在我们本应该单纯而无畏的青年人那里……我们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很多人说我办协作者是为帮助有需要的人，其实也是拯救自己。比如，我的儿子3岁了，未来他上学回到社区，谁可以协助我们照护他呢？我常常感慨如果在我生活的社区有个协作者该多好。所以，为了自己，也为这个世界，这正是社会工作的专业魅力所在，拯救自我，解放人性。

　　问：协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答：我们服务的主体是打工者等困难群众。我们的理念就是“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所谓团结协作，就是我们把台子搭起来，让困难群众在这个台子上展示才能，我们只是推动者、辅助者、协助者。而助人自助，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相信困难群众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不过这种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比如维权，我们跟他们一起做，协助他们，这个过程结束后，一方面我们要让他的权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他把这种能力转化成自己的了，他还可以帮助身边的工友。

　　新京报记者 左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