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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 于瞬间寻找艺术的丰盛与永恒

2017年01月10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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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文集(全四册)
作者:杨先让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杨先让是新中国第一代的艺术家,他对家族的记录,就是对时代的记录,其中的人与物如同他的版画一般,以他情感浓厚的笔触展示给时代。
杨先让 1930年生于山东省牟平。画家。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常务副会长。

  致敬辞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美术工作者,杨先让先生以西洋画、油画作为他艺术之路的起点,通过版画记录时代的风貌,表达自身与时代之间的联系,又转向民间美术挖掘艺术之根、民族之魂。早年,他力排众议,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民间美术系,培养了国内第一批民间美术方向的艺术人才;为了汲取民间艺术的养分,他带队走黄河,走通了民间美术,也走出了气势磅礴的大作《黄河十四走》,记录和抢救即将消亡的民间艺术。

  我们致敬《杨先让文集》,致敬它真实呈现了一位艺术家同艺术和自我对话的过程。同时,我们向杨先让先生坦诚而真实的写作致敬,向他毫无功利之心、享受艺术的馈赠致敬,向他为民间美术做出的卓越贡献致敬,也向他以一己之力重写中国美术史的精神致敬。

  答谢辞

  我感觉我这一辈子,在艺术界我经过了很多爱我的人,他们都对我特别厚爱。很多艺术界的人,包括徐悲鸿、江丰、朱丹、刘开渠、李苦禅、李桦、古元、彦涵等都是爱我的。我们的老师都是对我特别好的,我感觉到很感恩。比如我在国外十几年,有时候老想这些人,我能不讲他们吗?我能不写他们吗?我能不想他们吗?有时候,写他们的时候,夜深人静,感动我的地方,我就趴在那儿哭,因为我这些老师都特别好。我还算是一个感恩的人。在这种精神底下,我只能好好地干活,好好地教学,好好地做一个人。这就是我的想法。

  “文革”以后,黄永玉很关心我,他说,你整天在别人地里跑,你自个儿的地都荒了。我不知道我那“一亩二分地”在哪儿。我这人啊,走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我尽量好好地唱。我的确是这么过来的,就像黑瞎子掰玉米,掰了这个,忘了那个,每一个我都很投入。我就这样糊里糊涂活了八十多岁。

  我几十年的生活积淀,广西师大出版社帮我梳理成册,没想到被肯定,没想到被读者喜欢。我心存忐忑,感觉很万幸。感激新京报、评委和读者。

  ■ 对话杨先让

  其人

  民间艺术如潮水消失 我却无能为力

  杨先让说,自己属于“走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尽量唱好就是了”。一辈子没想过要当大画家,也没想靠艺术赚钱、得声望。今年,他的四卷本文集出版,媒体向他频频发问,他才开始细细回想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按照杨先让的说法,他学画实属偶然。1948年,同学要考美术系,拉上他,他去了,考上了,就这么一辈子都在这块田地里摸爬滚打。开始是对西洋画情有独钟,画油画,26岁那年跑到陕北,四处找形象好的人给他当模特。毕业后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得以接触到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艺术家和作品,眼界大开。因为画油画耗时长,颜料和画布价格不菲,当时不具备这些条件,杨先让遂转而学版画。到上世纪80年代,无师自通的他在版画领域已经成果卓著,创作出《怀念周总理》《弘一法师》《延安组画》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

  “文革”结束,就在所有人都专心创作,力图在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时,他却从版画转向民间美术,在中央美术学院创立了民间美术系,还亲自带队走访黄河一带,记录和抢救消亡的民间艺术。从1987年到1989年底,杨先让走完了黄河,也走通了民间美术。由台湾汉声出版的《黄河十四走》“震傻了”黄永玉。他一边惊叹,一边替杨先让惋惜:“都在别人地里,自己的地荒了。”而杨先让真正忧心的,却不是自己,而是“民间美术自自然然地消失,像潮水一样”,他却无能为力。

  直到“黄河十四走”回来,他方才想起1956年的陕北,年轻媳妇头戴的大爪银器、小孩脖子上戴的银饰、小伙子头上围的羊肚子白手绢。“那时候民间艺术就在我身边,而我对它视而不见。等到80年代我转向民间,再回到陕北,年轻人都戴鸭舌帽了,连一条羊肚子白手绢都买不到了。”

  在“走黄河”的过程中,杨先让亲眼见证了民间艺术的消亡,速度之快让他震惊。有几次,他听人说哪个村子有民间艺人,就带着学生风尘仆仆地赶过去,结果人死了,生前创造的东西也烧了。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的外号叫“杨先嚷”,“我嚷,是因为人家听不进去。人家听进去了,还用我嚷吗?我太着急了。”他说。

  其书

  文字是我的热情 不是我的本行

  杨先让至今记得已仙逝的百岁老人顾毓琇对他说的话:“美术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他说,文字不过是我的一股热情而已,始终不是我的本行。在采访的间隙,他反复强调:你们总问我的书,怎么不看我的画?接着就翻开茶几上的画册,眼睛直发光:看,多漂亮啊!他夸赞自己的画时,脸上带着孩子般天真的笑。

  在杨先让的记忆中,从小父亲没关心过他的功课好坏,只关心他字写得好不好。家中祖父辈珍藏的字画、二哥收集的唱片、少年时代在仁川读书时看过的舞蹈表演、北平名角演的戏剧和话剧……他坦言,“资本家的少爷在这种艺术的氛围中受到很深的影响”。或许因为家境还算富裕,或许是天性使然,杨先让对艺术的追求和金钱、名利毫不相干。用他的话说,他是“玩”艺术,没想到最后能“干出个大苹果大鸭梨来”。

  1993年,杨先让从中央美术学院退休,到美国与儿子一起生活。2008年,他从美国带了一部分文稿回北京,准备集结成册出版。这套《杨先让文集》就是在这些文稿和已出版的三本文集的基础上,整理编排的。《我是岛里人》记录了杨先让从学生时代起开启的艺术之路,以及对故土和亲人的感情。《三人行》关于文艺界的人和事。《梦底波涛》关于民间美术的研究与留存。《我为主》写在国外十几年的经历,尤其是对于中西方艺术的思索与体悟。用杨先让自己的话说:“我也不知道这套书,是传记呢还是什么,就好像我讲故事一样,一口气把一辈子讲完了。”

  回望自己的一生,杨先让说:“我们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美术工作者。有些路是既定的,没有选择,但也不能叫损失。因为作为一段历史来说,我们只是一个瞬间。”如今,87岁的他所期待的,除了一位艺术天才的出现,还有一个眼界更为宽广,乐于吸纳不同养分,开创出更多艺术形态的民族。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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