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 智识乃道德责任

　　致敬辞

　　怎样与激荡年代相处的拷问，百年来未曾远离过思想者。马克斯·韦伯因卓越的思想而获得了崇高的学术位置，是著述颇富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但鲜为中文读者所知的是，他同时还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二十世纪初年的德国，经济得到增长，但在政治建制上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蒙森先生忠实地记录了深处其中的马克斯·韦伯——倡导学术的中立性表述的同时，积极表达和传播政治言说；既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也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理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

　　我们致敬12年前逝世的德国历史学家蒙森，他将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与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思考鲜活而公允地呈现出来，厘清了一个思想者在变动环境中的矛盾面向。我们同时致敬译者阎克文，以成熟的翻译将这一历史著作带到了中文读者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思想者在他所在年代的复杂境遇和选择。

　　答谢辞

　　最初是钱永祥先生提议并鼓励我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这是大约五年前的事情了，钱先生的学术眼光令人敬重，此后我就念念不忘了，可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一直拖到2014年底严博非先生来电约稿，这才暂停了手头的一切常规日程，专心致志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如期完成了译稿。所以我有义务向两位先生表达由衷的谢忱，感谢他们的信任，将这部名著交到我手里转达给中文读者。希望译稿的质量没有太多地辜负他们的期待。

　　同时我也有义务由衷感谢《新京报》，在“向好书致敬礼”这个已经形成了传统佳话的文化品牌中，让这个译稿占了一席之地，同样希望它不至于太对不起这个品牌。我还应该由衷感谢所有确定和不确定的读者群，是他们无休止的阅读、研究和传播需求，支持我在韦伯翻译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 对话阎克文

　　这一年

　　继续给韦伯“打工”

　　这一年，我倒没有特别的事，就是按照自己的计划给韦伯打工。十多年前，就做了一个选择，今后只要还能正常工作，主要就是给韦伯打工了，给韦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出点力。2015年秋，把这本书交了稿后，就开始重新翻译韦伯全集的第十七卷，《学术与政治》，同时做着第十六卷《德国的新秩序》校对工作，现在还没有结束。

　　了解、理解或研究韦伯，文本的阅读当然是基础，但文本翻译这项基础工作还远远不够。现在，德国人把韦伯全集编到了43卷48册，出齐了预计是48卷55册。韦伯著作现有的中译本，绝大部分是转译自英文，只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济与社会》是德文译过来的，而且坦率地说，对原著的忠实度很不理想。我的有生之年只有一个重大希望，就是能够争取看到德文版韦伯全集翻译成中文，这样可以避免转译所不可避免的信息流失，可以保持文本体例的统一风貌，如果力量足够，还可以力求翻译文本的权威性。

　　2016年是韦伯全集翻译出现了好兆头的一年，因为原来申请过两次国家社科基金，都被否掉了，说实话比较沮丧，觉着很可能遥遥无期了。但2016年确实有点意外，不仅社科基金主动要求我们报，且很快批准。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能够令人彻底踏实下来的实际支持，但毕竟是个非常值得高兴的规范性开端。

　　这个人

　　高度参与政治的思想家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认知能力来说，从韦伯那里感受到的强大、深刻、持久的思想冲击力，主要是来自韦伯那种在经典作家群体中好像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很罕见的特质，如果不得不简单概括一下：他作为一个毕生抱有公共关切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专家；他作为一个开拓性的社会科学学者，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抽象思辨专家；他作为一个高强度参与实际过程的现代政治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专家。

　　那么，他是个什么家呢？我觉着，韦伯是个问题专家，不管对学术还是政治问题，不管对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问题，也不管对现代性、前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问题，他的审视眼光和提炼能量，在思想大师群体中都是极少见的。问题专家的逻辑和需求，自然而然就意味着，必须正视并试图解决问题，尤其是，必须正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对经验世界具有评估力、解释力和预见力的方法论。由此，韦伯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或命题，以及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工具和手段，我们至今还绕不过去。

　　可以说，企图从他那里获取碎片化的灵感和情绪化的快感，将是白费工夫，一是很可能把韦伯给肢解了，二是很可能把读者自己给肢解了。他的系统性中的逻辑力量非常强大，同时内在张力也非常大，需要一个比较整体的背景把握。

　　这本书

　　在转型期有特殊启示

　　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了有人提到过蒙森这本书是部名著，没想到现在由我自己翻译了出来，也许是命里注定吧。有一位喜欢阅读韦伯的年轻读者，前些天给我来信说，他一边读就一边感到了一种震撼，因为第一次了解到以往基本是陌生的一个人物——政治人韦伯。应该说，这对于深入准确理解韦伯的政治理论、乃至学术建树，都是个不可或缺的认知领域。我们中文读者对韦伯的了解，目前可能还比较片面，一般都知道韦伯是一个学术大家，但普遍还不知道他也是一个政治大家。

　　到了韦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需要重估的事实，就是说，具有高度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和作为高度独立领域的实际政治之间，已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或者一元从属关系了。他既对政治本身以及实际政治过程持有独特洞见，同时又长期、多维并且高强度地实际参与了当时德国的国际国内政治，这都是绝大多数思想大师不曾有过的阅历。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视角来看，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相应的政治经验值，那么与政治权力和权力政治的关系，恐怕主要就会出现两种局面，要么是破坏性的，要么是附庸性的，唯独没有建设性，这是一个既严肃又严重的永久性大问题。如何面对这个问题，韦伯也许堪称是具有先知性质的典范。

　　我相信，中文读者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地道的德国学术界，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论眼光看待韦伯的。作者以政治人韦伯做样本，以独特的眼光来评说政治人韦伯，足以有力提醒读者，如果对政治逻辑、政治规则和政治伦理的特殊性没有把握，那就只能是空谈教条，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在责任压力空前特殊的现代国家更是确凿无疑。我们正在进入现代国家，正在面临类似于当初韦伯经历的转型期，韦伯持续了一生的复杂思考与作为，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特殊的启示。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