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内特·博洛滕 没有真相，就没有自由与和解

　　致敬辞

　　常被作为二战注脚的西班牙内战是一件被低估甚至被歪曲的历史事件。部分“歪曲”源于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它寄托众人理想，充满浪漫色彩。奥威尔曾以亲历者身份揭露共产国际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谎言，但《致敬加泰罗尼亚》只卖出600册。

　　这条弦被非专业史家博洛腾的鸿篇巨制《西班牙内战》续了下来。耗尽半生，博洛腾从头至尾对西班牙革命和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考察。他突出内战起源与极左力量崛起的叙述，使西班牙内战的标本价值投射到现代共和原则建国的人类历史进程，引人对二战格局、战后世界格局以及二十世纪思想史尤其是左翼理想主义再度深思。博洛腾以一己之力向主流认识发起挑战，他和并未或并不愿了解西班牙内战层理的这个世界反着走，却更有可能走向真相。

　　答谢辞

　　在汉语世界中，我们熟知“西班牙内战”这个名称，但不曾知晓与内战相伴随的“西班牙革命”。我们知道西班牙内战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决斗，却不明白“正义之师”在其领地内笑看着自己人的鲜血，最终在“正义之地”加冕称王。出生于1909年的伯内特·博洛滕，1936年7月18日凌晨在巴塞罗那的旅店里被枪炮声惊醒，从此与这场战争不再分离。内战结束于1939年，而博洛滕孤身一人的战斗却未因他自然生命的完结而终止。1991年，在他逝世四周年之后，《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方才正式出版。

　　在知识与权力处处联姻的当代，正统学术圈仍多以黑白分明的范式来记述这一场独特的战争。博洛滕身处学术圈边缘地带，无法用自己的著作来换取学术界的爵位，但也远离了因利益而换取谎言的命运，在山头林立的学术界之外积淀了沉重的真相。

　　这本书的译者戴大洪同样身处学术体制之外，他将翻译看成是文明积累的必要程序之一。十年以来，他的译著为我们打开了一道天窗，就此可重新审视二十世纪的政治大格局，更有益于思考当下的流变。

　　一百多万字的《西班牙内战》并非是一部让人感到轻松愉悦的读本，它考验读者的耐心与智慧。我们为某种单一的论述浸润许久，要走到那繁杂的历史世界中，便要时时警惕头脑中的惯性，也更感到费时费力。但当挣脱了那种惯性的羁绊之后，个体灵魂的独立是否又有新的可能？

　　刘丽华（《西班牙内战》策划、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

　　■ 对话戴大洪

　　普通人翻译的一本普通人所写的巨著

　　新京报：你曾谈到近十年每天都是八九点钟起床，吃过早饭开始翻译，午饭后睡个午觉，然后译书到深夜，2016年也是如此吗？

　　戴大洪：2016年没有什么变化。每天翻译7、8个小时，觉得累了，就顺手点开电脑上的“蜘蛛纸牌”玩一会儿算是休息。完成每天的工作量后——一般都要过了晚上12点，我会看一张DVD，算是对一天工作的奖励。这一年看的电影中印象较深的是《聚焦》，看过之后曾对人说，调查记者这个行业现在基本上消失了。谁知没过几天就爆出了“巴拿马文件”，原来这个行业还有，而且仍在积极行动。另外，为了保持译书需要的身体状况，我每周要跑两次步，每次连跑带洗澡换衣服以及稍微休息一下，大概要用三个小时。

　　新京报：这么精细地规划日常时间，紧迫感从何而来？

　　戴大洪：我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大学学过两年科技英语，然后荒疏了二十多年，所以译书的速度非常慢，而且我译的都是大部头的书，译一本书需要一两年，若不时时抓紧的话，可能会拖很长时间。说“笨鸟勤飞”也好，说“滴水穿石”也好，我必须保持紧迫感。另外还有翻译合同。有人喜欢说规矩是用来打破的，我却认为规矩是用来遵守的，签了合同就应该遵守它。迄今为止我翻译的五本书，基本都是按照合同交的稿。现在年龄大了，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翻译的速度有所下降，今后签合同时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签的时间长一点。

　　新京报：现在大部头字典频繁出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跳蚤市场上，你的翻译仍像一个靠字典“纺线”的过程，译笔也耿直，如对“authoritarian”、“totalitarian”这些词应该译成“威权”还是“独裁”、“极权”很较真。

　　戴大洪：我说过我的英语荒疏了多年，开始译书时词汇量极少，记忆力也不行了。翻查词典最初完全是迫不得已，后来逐渐喜欢上这种方式。我翻字典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不认识英语单词，所以必须查词典。第二是虽然认识，但是害怕记错了，所以要翻翻词典确认一下，保证不会出现错误。第三是虽然认识某个单词，但在翻译时觉得意思不够准确或者译文不够完美，所以要翻词典看看有没有别的意思或者在查阅中得到某种提示。相比网络，我更相信纸质的词典，我常用的英汉词典有五六种；因为要确认不同语种的具体单词，我还备有法汉、俄汉、西汉、德汉等词典；还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各种人名、地名译名手册。

　　另外，我是通过翻译来读书的，以翻译的方式把一本书仔仔细细地读一遍，然后根据阅读的理解整体把握叙述的尺度，用词的精确，尽量忠实地再现原著的立场和风格。我曾经看过一份译稿，感觉译者似乎是在竭力柔化原著的表达。一部立场鲜明的著作经过译者的柔化之后其价值可能大大缩水。说到某个具体词语如何翻译，我坚持“信”的原则，排除任何“中国特色”。至于“中国特色”，那是出版社考虑的事情。

　　新京报：你相信译者与书之间有缘分吗？或者，是否和这本书、这个作者之间有共鸣？

　　戴大洪：我不大相信“缘分”之类神秘的东西，但是译完《西班牙内战》之后，我感到似乎有某种“冥冥之中”的东西存在。最初我以为这是一部西班牙内战史，翻译过程中发现它记述的主要只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在共和派阵营内部的事情”，因此我一度以为选错了书。可是等到译完全书，我发现它可以说是一部奇书，如果只译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的话，那就应该译这本书。另外，本书作者伯内特·博洛滕既非“一名受过训练的专业学者，也不是一位端着铁饭碗的大学教授”，他完全凭借一己之力，五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向世人揭示被“精心伪装”起来的历史真相。尽管西方史学界的某些“权威”至今仍对博洛滕的努力视而不见，但是，诚如美国著名西班牙历史学家斯坦利·佩恩所说，博洛滕的《西班牙内战》“树起了一座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术丰碑，同时也为作者的不懈努力树起了一座纪念碑。几乎没有什么人曾经在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事业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作为一名普通人译者，我在这位普通人作者身上看到了榜样。

　　新京报：西方史学界的某些“权威”至今对《西班牙内战》视而不见，你对这种装模作样的视而不见感到忧虑或遗憾吗？

　　戴大洪：我在《西班牙内战》的“译者说明”中说过，“对于认识二战之前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它也许更有启示作用。”现在人们经常提到历史虚无主义，我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包括抹杀历史和伪造历史。博洛滕就是一个人在与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到目前为止，他可能没有打败任何人，但那些“权威”似乎也没有能力打败他，因此只能假装对他视而不见。我相信，当老一代当事人逐渐逝去，新一代人会更加客观地面对这本书和西班牙内战的历史。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