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年度好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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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放宽历史视野,理解当下的现实困境

2017年01月10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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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城》
作者:陆铭
版本: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以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和世界发展的经验,陆铭面向大众指出了当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及可能出路。
陆铭 1973年生,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学等。2013年受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致敬辞

  城市化的基本精神是人的城市化。二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化踏上了新征程,成长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引擎,但困境却相伴而生,从交通、空气、住房、教育到就业等诸领域,都在拷问着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平状况。陆铭先生以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和实证数据,实诚地探寻了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困境。城市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获得该有的发挥,土地依真实需求而配置,劳动力依公平而自由流动,才是未来走出城市困境的方向。

  我们致敬陆铭,他所从事的公共研究与写作,同时兼具严谨的学理逻辑和深刻的人文关怀,用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摇晃了那些长期以来将“城市病”归因于人口膨胀的认知偏见,以理性触及城市发展中该被照亮的个体权利和公共利益。

  答谢辞

  在这本书交稿的时候,我特意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这本书的出版将我带到了更多的读者面前,使我越发感受到,虽然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但人们的思维仍然带有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的烙印。不仅仅如此,还有太多人试图用“中国特色”来把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还有太多人声称自己在维护某种看似公正的结果,其实,他们维护的可能只是特权、歧视和偏见。人们甚至忘记了问一句,自己的所见、所想、所为是不是符合两个标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人类文明的共同取向。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中国:在经济上快速进步,同时,在思想上却滞后。

  这同时也是我们所爱的中国:感谢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感谢《新京报》和此次参与评奖的专家与读者们,是你们让我相信,发自内心的呐喊,终将被听到。

  ■ 对话陆铭

  这一年 喜忧参半

  新京报:2016年8月,《大国大城》刚出版不久,请你谈中国城市的发展,感受到了你内在的担忧。半年过去,2016年也结束了,这一年有何整体感触?

  陆铭:坦率地讲是喜忧参半。

  “忧”的是,我所关注的研究领域,还是有一些令人感到焦虑的事在产生,比如说特大城市限制人口和用地的政策导向,让中国的经济结构性困境变得越加复杂。这本书写出来之后,很多人对我有误解,我更加觉得我们面临一个惯性的计划经济思维,而这可能是导致现在经济政策上,出现一些我认为不太好的倾向的原因所在。

  “喜”的是,下半年还是有一些曙光。连续在土地上出现了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出台了土地制度改革,强调未来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将和吸纳的农民工数量结合起来。到了年底,有消息说,2017年逐渐推出跨地区的建设用地配置。这些信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改革还是在推动过程中,中国的发展还是在曲折中前进。

  我自己在这一年所做的科普工作,以及递交的研究报告,可能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作用。目前的改革方案,跟我提的还是非常一致的。这一年,就在这么一种焦灼但又带着希望的过程中度过。

  这代人 我们这代人 “正当时”

  新京报:城市化已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中国的城市化又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身上还有仍未去掉的历史的印记。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这一过程正是转型的重要时期。你是“70后”,经历和见证过哪些改变中国的关键时刻,在你看来,你们这一代人在当下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陆铭: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踩着计划经济的尾巴出生的。我们的成长,经历了中国最波澜壮阔的三十多年时间,看到了市场化的改革怎样把我们国家,从小时候所看到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同时,相较于上一代人,我们更加接触到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整个知识体系。正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具有很强市场经济改革的信念,至少我本人是这样的。看到目前的计划经济方式,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桎梏约束,我们还是该有责任要把市场经济的理念,可以在学者身上持续地传承下去,同时传播给大众和政策制定者。这是我们这代人当仁不让的义务,越是改革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就越大。

  我们既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同时接受了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教育,在经验上,可能比下一代更丰富,在现代科学知识的理解上,比上一代更加接近整个世界的全球化体系。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我们这代人就是“正当时”。

  这本书 社会科学家有启蒙职责

  新京报:这本书在架构上,学理的逻辑严谨,但它同时还是一本写给大众的书,或者说,是写给非经济学的读者的。这样的著作,目前还不在高校学术科研的评价或计分范畴,是什么激励了你?

  陆铭:可以说,我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虽然它的直接写作过程没有那么长。从我完成一个学者到走进社会公众领域的跨越,完成纯粹在大学教书做研究,到影响社会和公共政策的过程,我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做积累。在这一过程当中,我能深刻地体会到一种焦灼,这种焦灼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什么样的学问。

  现在的中国,加入到国际的过程的确非常快,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程也非常快,而我们逐渐也引入了国际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以评价我们的学校、科系和学者。从个体角度来讲,我们也在不断迎合这个评价体系。但我个人觉得,一个学者应该抽出一点时间,去回答这个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国家重要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一个社会科学家应该起到一点“启蒙”或至少是传播正确的理念的职责。

  尽管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能够为我们个人带来纯粹学术上的评价,比如获奖等,但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之大,历史起点跟一个通常的市场经济体也不太一样,尽管中国经济已经是现代化的经济,但我们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遗产,即农业社会加上计划经济的方式。经济的现代化和思维方式的遗产,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冲突和摩擦。我们应该站出来,去把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经验进行传播。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来作为对这种目标的追求。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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