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 放宽历史视野，理解当下的现实困境

　　致敬辞

　　城市化的基本精神是人的城市化。二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化踏上了新征程，成长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引擎，但困境却相伴而生，从交通、空气、住房、教育到就业等诸领域，都在拷问着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平状况。陆铭先生以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和实证数据，实诚地探寻了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困境。城市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获得该有的发挥，土地依真实需求而配置，劳动力依公平而自由流动，才是未来走出城市困境的方向。

　　我们致敬陆铭，他所从事的公共研究与写作，同时兼具严谨的学理逻辑和深刻的人文关怀，用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摇晃了那些长期以来将“城市病”归因于人口膨胀的认知偏见，以理性触及城市发展中该被照亮的个体权利和公共利益。

　　答谢辞

　　在这本书交稿的时候，我特意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这本书的出版将我带到了更多的读者面前，使我越发感受到，虽然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但人们的思维仍然带有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的烙印。不仅仅如此，还有太多人试图用“中国特色”来把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还有太多人声称自己在维护某种看似公正的结果，其实，他们维护的可能只是特权、歧视和偏见。人们甚至忘记了问一句，自己的所见、所想、所为是不是符合两个标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人类文明的共同取向。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中国：在经济上快速进步，同时，在思想上却滞后。

　　这同时也是我们所爱的中国：感谢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感谢《新京报》和此次参与评奖的专家与读者们，是你们让我相信，发自内心的呐喊，终将被听到。

　　■ 对话陆铭

　　这一年 喜忧参半

　　新京报：2016年8月，《大国大城》刚出版不久，请你谈中国城市的发展，感受到了你内在的担忧。半年过去，2016年也结束了，这一年有何整体感触？

　　陆铭：坦率地讲是喜忧参半。

　　“忧”的是，我所关注的研究领域，还是有一些令人感到焦虑的事在产生，比如说特大城市限制人口和用地的政策导向，让中国的经济结构性困境变得越加复杂。这本书写出来之后，很多人对我有误解，我更加觉得我们面临一个惯性的计划经济思维，而这可能是导致现在经济政策上，出现一些我认为不太好的倾向的原因所在。

　　“喜”的是，下半年还是有一些曙光。连续在土地上出现了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出台了土地制度改革，强调未来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将和吸纳的农民工数量结合起来。到了年底，有消息说，2017年逐渐推出跨地区的建设用地配置。这些信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改革还是在推动过程中，中国的发展还是在曲折中前进。

　　我自己在这一年所做的科普工作，以及递交的研究报告，可能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作用。目前的改革方案，跟我提的还是非常一致的。这一年，就在这么一种焦灼但又带着希望的过程中度过。

　　这代人 我们这代人 “正当时”

　　新京报：城市化已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中国的城市化又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身上还有仍未去掉的历史的印记。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这一过程正是转型的重要时期。你是“70后”，经历和见证过哪些改变中国的关键时刻，在你看来，你们这一代人在当下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陆铭：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踩着计划经济的尾巴出生的。我们的成长，经历了中国最波澜壮阔的三十多年时间，看到了市场化的改革怎样把我们国家，从小时候所看到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同时，相较于上一代人，我们更加接触到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整个知识体系。正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具有很强市场经济改革的信念，至少我本人是这样的。看到目前的计划经济方式，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桎梏约束，我们还是该有责任要把市场经济的理念，可以在学者身上持续地传承下去，同时传播给大众和政策制定者。这是我们这代人当仁不让的义务，越是改革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就越大。

　　我们既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同时接受了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教育，在经验上，可能比下一代更丰富，在现代科学知识的理解上，比上一代更加接近整个世界的全球化体系。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我们这代人就是“正当时”。

　　这本书 社会科学家有启蒙职责

　　新京报：这本书在架构上，学理的逻辑严谨，但它同时还是一本写给大众的书，或者说，是写给非经济学的读者的。这样的著作，目前还不在高校学术科研的评价或计分范畴，是什么激励了你？

　　陆铭：可以说，我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虽然它的直接写作过程没有那么长。从我完成一个学者到走进社会公众领域的跨越，完成纯粹在大学教书做研究，到影响社会和公共政策的过程，我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做积累。在这一过程当中，我能深刻地体会到一种焦灼，这种焦灼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什么样的学问。

　　现在的中国，加入到国际的过程的确非常快，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程也非常快，而我们逐渐也引入了国际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以评价我们的学校、科系和学者。从个体角度来讲，我们也在不断迎合这个评价体系。但我个人觉得，一个学者应该抽出一点时间，去回答这个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国家重要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一个社会科学家应该起到一点“启蒙”或至少是传播正确的理念的职责。

　　尽管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能够为我们个人带来纯粹学术上的评价，比如获奖等，但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之大，历史起点跟一个通常的市场经济体也不太一样，尽管中国经济已经是现代化的经济，但我们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遗产，即农业社会加上计划经济的方式。经济的现代化和思维方式的遗产，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冲突和摩擦。我们应该站出来，去把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经验进行传播。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来作为对这种目标的追求。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