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 历史回音里的教育梦想

　　致敬辞

　　中国现代教育自萌生至今已逾百年，承载立德树人之大业，见证历史时局之变迁。倘若探寻源头，追溯起点，则要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站在传统与现代之交，舒新城先生以其1893-1928年间的生活经历为线，忆述了一部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史。从做学生时亲历私塾、书院生活，到当教员时探索新式教育方法，再到教育著述时反思新旧教育利弊，舒先生用历史的记叙方法，兼带描写，用心力书写了一部深思学术与人生的精神自传。

　　我们致敬舒新城，因为他力求客观地记述，坚持率真地书写，不避冒犯与嫌怨，把父母亲族的影响、师长朋友的交往极尽真实地呈现。教育中人写教育中事，不仅耳闻目见、亲力亲为，而且朴实恳切、细致入微。在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我和教育》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个人记录。

　　答谢辞

　　《我和教育》是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1936年版《辞海》主编舒新城的回忆录，可惜作者在56年前就去世了。《新京报书评周刊》邀我出席这个授奖仪式，是因为我把它纳入“民国春秋”丛书再版。此书初版于1946年1月，距今绝版70多年。

　　感谢《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好书授予《我和教育》2016年度教育类好书奖。对我而言，出版《我和教育》好像是一种使命。上世纪80年代，我在编撰地方志时有幸复印得到这本书。我很喜欢，一直想再版它，但那时自己不在出版界，直到2013年后我成了“出版人”，才有机会把它推出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舒新城个人的自传，也是一部珍贵的民国教育史料，还是一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史。

　　舒新城说，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实，无论谁都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方法，所以书中的“我”不是指舒新城自己或某一个人，这个“我”是复数的，它指的是每一个人。

　　教育是培养和造就人的。当下的教育改革，如果不在教育机制和教育理念上做根本的改革，就很难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教育上的成败，决定了它的未来。这也许是阅读本书的一点启示。

　　再次感谢《新京报》！

　　■ 阅读舒新城

　　那代人是在真的办教育

　　关于《我和教育》

　　我一直很喜欢这本书，很想促成它再版，但以前没机会，后来等我自己做出版了，才做成此事。再版此书，屈指一算，竟花了近30年时间。

　　我之所以执著于此事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确实喜欢这本书，二是因为我和舒新城是乡党，都是湖南溆浦县人。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编纂地方志的时候，就注意搜集舒新城的资料，知道他进了省人物志的，是个了不起的学界人物，当时便很有野心为他写传记。1987年5月，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室见到《我和教育》这本书，当时就想复印它，可那个时候复印成本很高，就只复印了他回忆在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求学那一段文字。后来，我有机会把这部分文字编到《一方热土人：溆浦文史》第五辑这本书里，没想到读者反响热烈，纷纷前来索书。大家都说这是本好书，问我怎么能买到这本书，我也茫然。

　　三年后，我终于拿到了这本书的复印本，是当时在上海农科院工作的一位溆浦老乡，帮我从辞书社图书室复印来的。我如获至宝地藏着，一直想找出版社再版，但那个时候我还在小县城里工作，没有机会。1993年，我从县城调到省城长沙，在湖南省政协机关报《湘声报》做了副刊编辑。在这个平台上，我做了二十年编辑，结识了一大批文化界精英，同时也做出版，主编了好几套丛书，其中给广东人民出版社就主编过 “新史学丛书”，该丛书共出了4辑20多种。正因为此， 2013年退休后，即被广东人民出版社聘去做人文图书总策划。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后，我自然将《我和教育》的再版提上了日程。2016年10月，我终于将它纳入“民国春秋丛书”出版了。

　　作为一个出版人，过去的2016，感慨良多。坦率地说，过去的一年，做出版是很不容易的——正由于不容易，我们才选择做这样一本书。这就是之所以出版这本书的大致缘由。

　　关于舒新城

　　舒新城（1893-1928）受过完整的私塾和书院教育，15岁后才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他是带着新、旧教育经验的矛盾冲突走上问学之路的，新、旧两种教育经验在其内心里并存、并冲撞也是难免的。舒新城先生也认识到，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有迷人之处，可随着农业社会的解体必将成为过去；而新式的学堂即便不尽如人意，可它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代表了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他积极投身于新教育运动，譬如他极力推广外来的道尔顿制教育，并撰写多种道尔顿制研究书籍。虽然最后归于失败，而那时候好就好在，教育的归教育，没有太多外在的权力干扰。

　　关于舒新城先生的为人处世，《我和教育》一书里有不少记载，尤其是那篇附录很值得一读。其夫人刘济群的《我所知道的舒新城》，里面有很多细节，很生动，也很感人。他总是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以身作则。他日常生活十分节俭，在衣食住行方面一贯是简单朴素的，长衫破了，总是补了又补。上世纪50年代，他做过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面给他配了小车，但他很少用，只有办公、开会时才偶尔用；组织上为了照顾他身体，给他租了每月220元的大房子，只要他自己补交20元，但他拒绝搬迁，坚持只住自己付得起房租的廉价房，每月租金只有二三十元。他家里的大小家具，也基本上都是旧货市场买来的。从舒新城的节俭自律，联想到当下的奢靡之风，不禁感慨，今夕何夕。

　　关于教育

　　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到蔡元培》的文章。我在文章里说：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今我们的口号还是“科教兴国”，这令已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多少有几分尴尬和失望。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成现代的人，“现代的人”成长起来了，现代教育的转型也自然完成了，可是我们经过一百年，又回到20世纪初的起点。许多年前，杨东平先生曾在《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引言中说，“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此言极诚。

　　当时舒新城那代人办教育是真的办教育。那一代知识分子自然都是老派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正派，追求真理，孜孜不倦。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虽然，那时国民政府曾力推“党化教育”，但教育家们可以不必理会，仍可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人做事，不党不派。这也许是成就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口述/向继东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