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致敬辞

　　陈梦家先生是我国二十世纪成就卓著的学者，在古文字学、商周青铜器、考古学等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他才华横溢，年轻时曾以新诗闻名；他毅力惊人，在海外广泛搜集整理中国文物；他治学精审，留下的著作至今仍极具启发性；他命途多舛，终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凄惨离世。

　　我们致敬《陈梦家学术论文集》，是在陈先生离世50周年之际，寄寓我们深沉的纪念与哀思，也是在致敬三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整理和出版陈先生著作的学者和编辑们。对陈梦家先生这样的人物而言，著作的出版就是最好的纪念。

　　答谢辞

　　陈梦家先生才思敏捷，贡献卓著，盛年殒命，令人痛惜。前些时候我曾说过，高质量地整理、出版陈先生的全部著作，是对他最好的纪念。由我们在陈先生亲自开列著作目录的基础上收集资料，中华书局精心编辑出版的《陈梦家学术论文集》，被评定为2016新京报国故类年度好书，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这部书，收录了陈先生几部专著以外的全部学术论文，其中半数以上是他早年的成果，这不仅是对陈先生的良好纪念，而且具有学术史和现实的意义。由此展现陈先生治学之路的起步阶段，怎样在继承历史考据传统的同时，逐步掌握现代的科学方法，进而扩大研究领域，对考古学和古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深入清理，潜心探讨，扎扎实实，自成体系。陈梦家先生著作被评定为好书，充分表明大家对杜绝浮躁、崇尚谨严的认同。当前，特别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专家的优良传统，脚踏实地努力做出名副其实的新成绩。

　　■ 阅读陈梦家

　　其人 见多识广、才思敏捷

　　2016年是陈梦家先生去世50年，也是我认识他60年，从1956年到1966年，我和他相处了整整十年。我第一次面见陈先生，是1956年8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召开的青铜器鉴定会议上，我每天从北大前往列席旁听。他是鉴定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但见多识广，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到考古研究所以后，1957年春季经过双向选择，陈梦家先生成为我的导师。但真正的导师关系只维持了三四个月时间，很快，他就被打成了右派，需要与他“划清界限”，因而直接接受他的教诲很有限，仅请他审阅过一篇文章。所以到现在，我从来不敢说我是陈梦家先生的弟子。

　　后来“文革”一开始，他是右派，我是“保皇派”，都被揪了出来。每天上午与“走资派”一起在所里监督劳动，为盖房子搬砖头递泥灰，下午和晚上在牛棚“学习”，最后还要打扫厕所。8月25日的早晨，所里临时开会，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训斥其他“牛鬼蛇神”，得知他在24日晚自杀，但这次没有成功，被送医院抢救过来。十天以后传来消息，陈梦家先生在9月3日夜还是身亡了。

　　陈梦家先生去世的时候刚刚55岁，正值年富力强的盛年，实在太可惜了。这是我们考古研究所“文革”期间在人才方面遭受的最大损失。陈先生早年出诗集的时候不到20岁，在西南联大任副教授的时候不到30岁，到清华大学任教授的时候不到40岁，他就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许多后辈学者说，陈先生如果在世，这些年出土这么多新的古代文献资料，凭他的才思敏捷，别人的文章就很难做了。

　　其书 历经十年，精心整理

　　陈梦家先生去世以后，家被抄得很惨，片纸不存，幸而许多东西都保存下来，“文革”以后落实政策陆续归还。陈先生夫人赵萝蕤把他许多著作的原稿、印本，以及未刊的遗稿和资料，全捐赠给了考古所。1978年考古所全面恢复工作以后，重新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根据夏鼐提议，决定恢复陈梦家生前筹划多年并已着手的《殷周金文集成》编纂工作，同时组织整理陈梦家先生的著作。我是两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由中华书局出版陈梦家先生的著作，首先是重印《殷墟卜辞综述》，再是陈先生亲自编定的《汉简缀述》，然后是我们整理的《西周铜器断代》。《西周铜器断代》从1978年开始整理，1982年把书稿交给中华书局，由于印刷技术方面原因的拖延，到2004年终于出版。《西周铜器断代》出版后不久，我们和中华书局商议，应该把陈先生专著以外的单篇论文也集合起来出一本书。

　　《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从筹划到出版又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这部论文集首先依据的是我手边一份陈先生1957年时亲自写给我的目录，主要是他早年发表的文章。然后，又收入了他五六十年代发表的19篇文章，其中《战国楚帛书考》等三篇是陈先生生前未曾发表，前些年曾由我将它们整理发表，还有六篇文章是将手稿交给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另有一篇阅读他人青铜器图册（原件已在“文革”中亡佚不存）的札记以手稿影印的形式附于书后，一共是46篇。这种现代学术著作的整理是非常困难的，中间涉及汉字的繁简转换和规范化等问题，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用整理古籍的办法来整理现代学术著作，下了很大的工夫，取得宝贵的经验。

　　这些文章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让学术界能更加全面地了解陈梦家先生的学术思想、贡献和治学方法。

　　其学 大处着眼，勤勉过人

　　陈先生治学，手非常勤。我从他在国外收集的青铜器图片上看到，每张后面都注出了藏家、尺寸等。他的手稿和已发表论文的印本上，经常有非常多的批注。他总是在文稿第一页的右上角写上该文动笔的时间。

　　我刚到考古所时，陈先生跟我们刚来的年轻人说，做研究工作没有八小时工作制，除掉吃饭、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全身心投入。赵萝蕤先生在《忆梦家》一文中回忆说，“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和能听到嘀嗒-嘀嗒-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

　　老一辈的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和古史研究专家，许多人系统读过的旧书或许比陈梦家多，但由于没有像他那样与西方学者交往，掌握现代的方法，更没有机会直接接触那么多流失国外的资料，做的学问往往支离破碎，不成体系。陈先生为人心直口快、并无城府，对人和事有看法便一定说出，这就有可能让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曾经在1957年贬损过陈先生的唐兰先生，临终前不久亲口对我说：“梦家还是有贡献的！”

　　但近些年来，陈先生的学术成就越来越受重视。他研讨什么问题，都要搞出个体系来。他在甲骨文、青铜器及铭文、汉代简牍几个方面，都曾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像他的《殷墟卜辞综述》，到现在依然是这一领域最权威、最被认可的综述著作。

　　口述/王世民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