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与林毓生 知识人的底气与底色

　　致敬辞

　　历史学者林毓生，受教于五四一代人物，台湾自由主义开山者殷海光。殷海光的讲课和人格，让他在荒凉的校园内仿佛听到空谷足音。从1960年到1969年，师生二人远隔重洋而书信不曾断绝。时隔多年，这些信件结集出版又再版，我们读到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和忧虑。即便仍要面对尚处于戒严状态的台湾，却在充满前瞻性地忧虑人类文明的未来。在这些书信中，我们更能感受到思想背后那一个完整的“人”在黑暗年代里的追求与坚持。

　　我们致敬《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致敬殷海光，他以真诚的生命投入思索，其道德想象力使其不断自我完善，并以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来推动启蒙。致敬林毓生，真正的理想向来很难实现，然而一旦找到终极关怀，自然可以安身立命，择善固执。我们致敬这两位黑暗中的燃灯者，用一线微光穿透了时代。

　　答谢辞

　　十分高兴得悉《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获选为“2016年再版好书”。谨此向初选、决选、终选评委、新京报编辑部和读者们致谢。

　　殷海光先生是为了中国人的福祉，投入了他的整个生命来为其实现自由、法治与民主的理想而奋斗的。他的坚持，只在表面上与“宇宙神话”(cosmological myth) 笼罩下中国传统以“三纲”为主轴的礼教社会中，义之所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相似。因为殷先生所坚持的言论蕴涵着理性的力量──它具有远见与历史解释力（所以它可应用到现在、过去、与未来）。这样具有理性力量的判断，蕴涵着超越性与公共性。所以，一方面，它不受现实考虑的限制；另一方面，它超越了个人之私、一家之私、一党之私、一个族群之私、一个地域之私、一个民族之私与一个国家之私。这种理性的超越性，乃是宇宙中一项“真实”的力量。殷先生受到了它的召唤，因此非把他的判断在当时的公共论坛上发表出来不可。

　　殷先生在到台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坚持理想所遭遇的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出的人格素质。什么是人格素质？用韦伯的话来说，那是来自一个人的“终极价值与其生命意义的内在关联的坚定不渝。”（钱永祥译）

　　殷先生伟大的精神，对于任何与它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的人，都可能产生“奇理斯玛”(charismatic)的震撼。我们面对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许多苦难，自然要想到在思想企向与做人的态度上，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人的尊严！——林毓生

　　■ 阅读殷海光与林毓生

　　这一代

　　忧心忡忡

　　“二战”后的60年代，对于东西方而言，都是人心浮动的世界。彼时，西方在战后崛起，而台湾经济亦开始腾飞。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逐渐宰制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命。以当时称雄的美国来说，整个社会陷入时代的纷乱与狂飙，意识形态的冷战、性解放、嬉皮士文化……乱哄哄向前冲的时代，在殷海光、林毓生这两位具有古典心灵的师生看来，是何等忧心忡忡，他们在来往书信中为那个“现代社会”下了“诊断书”，“一个社会，技术肥肿，伦范消瘦、唯利是图，个个忙得失魂落魄，怎样维持平衡呢？”

　　而处于冷战时代的台湾，仍在“戒严”状态，蒋氏政权的威权统治变本加厉，即使是在大学校园内，也已经在高压之下风声鹤唳。作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的殷海光，面临愈加艰难的处境，作为被强行停刊的杂志《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他持续受到监视，几乎被驱逐出所任教的台湾大学。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上说：“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

　　1955年，因上殷海光的逻辑课，青年学子林毓生开始跟随他读书和思考问题。在荒凉的校园，林毓生在殷海光的学识教诲下，呼吸到了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1960年林毓生赴美留学，来到芝加哥大学，投身著名自由主义者哈耶克门下，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

　　这本书

　　师生情谊从未改变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收录师生二人从1960年至1969年之间，隔着大洋彼岸而不曾中断的书信往来记录，直至殷海光因胃病去世。这些信件宛若穿透黑暗时代的一缕微光，我们读到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和忧虑。“时至今日文明可能随时毁灭，人类面临着无比的威胁，真正可以珍惜的是个人和个人间真挚情感的交流。”

　　我们也读到师生二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在这些书信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进行的评价和阐释。虽然自身受到五四新文化源流的浸润，但是殷海光对五四一代的审视依然是冷峻而严苛的，他意识到中国的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冷静指出，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把个人价值当作国族主义或反传统主义的手段，而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则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依然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扮演了近似反对党的角色。

　　书信中动人的地方，还在于那些涉及读书治学的文字。“读书，对于咱们而言，不是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致知的手段，一种帮助了解世界百态的手段。”殷海光在五十岁的盛年就离开了世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从来不肯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不断地在书信中请林毓生邮寄新书、杂志和文章，以期让他在孤岛上继续展开深入的思索。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最初由台北狮谷出版公司于1981年出版，后来台北源流出版公司于1984年曾发行再版，此后大陆地区于199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分别再版。时隔八年，此书再度重版，然而书中所探讨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一代知识人的困境与突围，是常提常新的议题。

　　这代人

　　现代理性令人动容

　　2004年5月，著名历史学者林毓生从美国奥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职上荣休。他肯定不会忘记当年做学生的年轻时代——35岁，1969年，师从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的林毓生，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的另一位授业恩师殷海光在台湾溘然长逝。很多年后，他这样回忆两位导师，“哈耶克先生给我的是知识贵族精神的召唤，殷先生给我的则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召唤。”

　　说起来，林毓生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感到极大的兴趣，数年来持续探索，其动力最初是来自殷海光。“殷先生……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与人类的爱与关怀，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这使我对他背后的思想资源产生敬意与向往。”

　　殷海光1953年到1954年间曾陆续发表哈耶克成名作《到奴役之路》的中译，林毓生正是透过殷海光的译文，逐渐接触到哈耶克的自由哲学。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发行《到奴役之路》单行本，殷海光在其中的《译文自序》中说：“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敢于面对逆意的现实真相的人，以及身临这样的真相而犹怀抱理想希望的人。”逝世前26天，殷海光忍着巨大的病痛，在《海光自选·自叙》中口述道：“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