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养老 不再依赖政府“单腿走路”

　　北京，作为一座快速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居家养老”这一课题，自2009年起即已摆在了主政者案头。

　　2015年，《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通过，标志北京将“居家养老”放在与“机构养老”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连续两年，市人大常委会对《条例》实施开展执法检查。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多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方，已由专业机构取代了旧有的“行政供给”；政策层面，亦在通过上门医疗合法化、子女可带薪照护老人等，不断探索“破冰”。

　　昔日居委会兼职运营的“托老所”相继关张、专业运营的养老驿站渐渐兴起的背后，是养老服务正在逐步摆脱政府“单腿走路”的转变。

　　现状

　　老年人社区内接受养老服务

　　一套普通的居民住宅，成了20多名老人的“家”。

　　在朝阳区珠江帝景某栋一层的三居室中，配备了智能床垫、蓝牙应急呼叫器、摔倒探测器等设备，这里既可以为失能长者、失智症长者提供全天24小时托管服务，也可以接受老人来此短期住宿。

　　“不离开家，也不怕没人管”，一位老人说，老了还是希望能跟孩子离得近一些，自家小区里有个驿站，子女来探望也非常方便。而在驿站中，还可以和老年人朋友一起做做手指操，或者聊天、打牌。

　　这一由专业化的机构“清檬养老”承办的养老服务驿站，是由朝阳区民政局进行业务指导。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清檬朝阳区珠江帝景驿站已为珠江帝景及周边社区1000余位老人提供了居家照护、健康管理、健康餐配送、上门助浴、上门理发等服务。

　　在朝阳区的三里屯幸福夕阳托老中心内，有另一番景象。在约500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提供老人所必需的居家养老项目，还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推行老人互帮互助，促进交流，增强老年人满足感，确保心理健康。

　　特别是针对老旧小区行动不便的居家老人洗浴和出行需求，该中心购进便携式床上助浴设备、爬楼机，开展助浴服务，还根据居家老人需求尝试开展了夜间陪护服务。

　　经验

　　托老所曾“花钱不叫座”

　　据北京市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市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13.3万，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23.4%；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6.2万，占老年人口的17.9%。

　　居家养老，被视作实现老有所依的方式之一。北京市早在2009年就出台《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要求社区建立养老券制度、设立老年餐桌、建立社区托老所等设施。《办法》称，“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将托老所基本覆盖至全市城乡社区（村）。”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龄事业被认为是“花钱”的事业，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底北京提出“九养政策”中，有一项就是要在城乡社区（村）建托老所，设想托老所内设有一张或多张床位，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2010年，全市各街道、社区的托老所相继成立，当年4月，全市托老所数量已达2484家。

　　统计显示，2016年市财政安排支持老龄专项资金12.88亿元，较2015年增长27.3%；其中居家养老投入8.52亿元，较2015年增长17.8%。

　　数据的上升未带来实质性变化，2016年11月，曾有报道称北京市自2009年起，陆续建了2000家托老所，目前只有70家活下来。日间照料所也被指“空转”，有老人表示，日间托老所的开门时间与子女工作时间冲突，且不负责接送，最终只得雇保姆照顾。

　　北京市审计局2015年的审计结果也显示，北京居家养老日间照料的床位空置率很高，远郊区床位空置率达60%，城六区床位空置率也有57%。

　　有专家指出，通过行政供给增加床位数的方式，并不能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真正需求。例如政府先拟定一个增加居家养老照料床位的目标，再往16个区分配下去，之后多次强调其重要性并给予补贴，最终完成总量增加的计划。然而，专业照料人员和环境设施等均未能跟上，也就是没有按照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配置。

　　制度

　　关注老人需求 定点“清障”

　　居家养老的发展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安排。

　　2015年1月起，《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意在通过地方法规保障居家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提高生活质量。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纪纲曾表示，北京市居家养老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社区服务设施短缺，服务项目和服务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人才匮乏，养老服务需求大量增加与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老年人在养老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来推动、促进和保障居家养老服务。过去一年半，为让老年人能够享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居家养老模式，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逐步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门医疗和子女带薪照料老人、重点老年人关注等领域“落槌”；同时，市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对《条例》实施开展执法检查。

　　2016年11月，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上，就《条例》落实情况和制度建设作报告。

　　他表示，目前已基本构建了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框架，全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初具规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入户诊疗等重点难点问题，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例如，为解决上门医疗服务面临的法律法规障碍，已明确了医疗机构以家庭病床、巡诊等方式开展的医疗服务，属于合法执业行为。之后北京将积极推进家庭医生服务，促进大医院与社区用药衔接，建立慢病患者长处方制度。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公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实施意见》中，也强调要支持家庭履行照料责任，完善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方便子女在老年人术后康复、临终关怀等特殊时期直接照顾老年人。

　　这些都为居家养老制度落地，破除了制度上的壁垒。

　　解局

　　吸纳社会力量支持“个性化”发展

　　尽管大面积铺开的托老所曾遭受冷遇，但扎根于社区的养老驿站，却走出了新的路子。

　　对于三里屯等养老驿站模式取得的成功，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刘维林曾指出，专业运营和个性化服务，再加上低廉的收费和过硬的服务质量，是驿站式养老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此外，政府无偿提供房屋，也降低了企业运营的成本。其背后是政府角色的转变。

　　去年初的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曾在参加朝阳团审议《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指出条例实施一年来，在发展居家养老这个服务体系上，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共识，就是不能再单纯走福利主义的政策和行政供给的方法。

　　其困局在于，一方面老年人有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迫切需求，但单靠家庭也支撑不起；光靠政府提供，政府也包不起。

　　因此，杜德印当时指出，居家养老的基本方式一定是专业公司的专业运营，否则将不可持续。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服务产业。

　　政府的角色，则是要拿出养老用地，不收或少收房租、地租，提供给专业的养老公司，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建立专业养老公司的品牌、安全体系。对于专业公司，则要给予政策保障，从税收、地产等方面予以扶持。

　　这实际上是从政府包揽养老机构的“全面铺开”，变成了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个性化”发展。

　　而从现实而言，目前北京上万家养老服务商中，真正能做到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企业、社会组织为数不多，与目前北京三百多万老年人的服务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黄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