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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 在平静中,爱以闲谈消永昼(1)

2017年01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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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黎里,《上海文学》执行主编。
《回望》
作者:金宇澄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金宇澄父亲(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上海的冬天,照旧阴雨绵绵。爱神花园的作协大厅里,窗玻璃上水汽氤氲散不开,金宇澄从三楼沿着回旋楼梯下来,穿一身黑,听不见脚步声,像从民国走来一位说书先生,准备开口前,要静默。大厅外花园里,爱神丘比特的妻子普绪赫的雕塑一声不响。

  他拿了两包香烟,准备闲聊一上午。爱以闲谈消永昼,写作的真谛,金宇澄认为就像博尔赫斯说《一千零一夜》那样,“旨在给人以感动和消遣”,而文学终究要给人以安慰。虽然这安慰,并不能逃过“花无百日红”的人生宿命。

  “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这是他总摆在嘴边的一句话,面对的不仅是以《繁花》为代表的吴方言和话本写作实验,更是面对父母辈的人生。2016年,他写完记录父辈记忆的《回望》,一切归于平静。

  《繁花》写在《回望》之前,35万字,忍不住念出声,耳边果真是一位苏州口音上海话的说书先生笃笃定定的声音。第四章,写四个人去苏州玩,有一晚无法进旅馆,只能在沧浪亭门口坐等天亮。这是金宇澄和朋友的真人真事。四个荒唐子,三更流浪天,南依古园,缄默坐眺,姑苏朦胧房舍,温风如酒,波纹如绫,一流清水之上,有人想起弹词名家“沧浪钓徒”马如飞。

  都说《繁花》写沪上风情,我看底子是苏州的。这无解的直觉,看完《回望》后便得到宽解。原来金宇澄说苏州是他的精神源泉,脑海里的说书先生原型,就是他的苏州父亲。

  关于父母辈,关于记忆的细部,金宇澄有踟蹰,担心它们消逝在白茫茫的历史迷雾中。说完《繁花》里的上海故事,他开始追溯自己的根脉。

  1952年,金宇澄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就读复旦中文系的上海姑娘,父亲出生在吴江古镇黎里,和柳亚子是远亲,自苏州读书时便家道中落,解放前参与潘汉年领导的中共谍报工作,1942年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受尽折磨。1950年他的人生才与母亲会合,却不得美满。1955年,父亲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

  情报工作出身的父亲,常年西装革履,也曾身无分文。1949年以后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初期,他在大红纸上写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玻璃门上。这扇门却在半个月后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闯入,搬走书籍、日记和相册。运动结束后他被通知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被抄图书。在杂乱巨大的飞机库内,他遍寻当年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不得。

  2013年,父亲去世,母亲情绪大坏,金宇澄常陪伴她翻看旧相册,牵起话头无限。母亲曾是上海虹口凤生里银楼家的“小囡囡”,读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停课闷在家看《家》《春》《秋》。1945年,她考上私立复旦中文系,认识当时正在《时事新报》当记者的维德(金宇澄父亲),觉得维德“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他们常在平安大戏院附近的吉士咖啡馆会面。后来她放弃学业去南京大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回沪后成为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的同志,经组织批准与维德结合,生了三个孩子,老二是金宇澄。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父母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金宇澄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去黑龙江嫩江农场,七年后从东北兜转回沪,1988年调入《上海文学》编辑部,至今已近30年。这些过往记忆,被金宇澄写在《洗牌年代》里,成为《繁花》的底子。

  父亲留下的书信和日记,与母亲整理的剪贴本形成补充对照,汇聚成《回望》这本看似平凡、却透露丰富历史真实的非虚构传记。父亲母亲的故事,用三种不同的叙事讲述,从青春到晚年,情节旁逸斜出,金宇澄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下笔犹豫,人与史的碰触,一旦深入细部,只陷于浑茫。

  大动荡之后是大平静,世相光明剔透。因这《回望》,金宇澄在时光中又见父母,满头银发,两颊早有老年斑,对着“地下党”电视剧的屏幕,在沙发里坐着一声不响。晚饭前的黄昏,父亲开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漫长的人生边沿上,他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在十四根香烟的缭绕中,从父辈记忆回归文学漫谈,金宇澄很慢热,逐渐显现一种松弛的天真。一听我是狮子座,“我们合得来”,他一拍大腿,点了第一根烟。

  回望父辈

  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

  新京报:去年《洗牌年代》再版,初版是十年前,当时没有大反响,《繁花》出来后引爆文坛,《洗牌年代》据说在去年上海书展的签售会上,读者排队绕了好几圈。看完此书明白,原来《繁花》许多故事素材都铺陈在《洗牌年代》里了,现在又出了《回望》,擅长讲市民故事的上海爷叔,原来出自这样一个家庭。你怎么看待这三本书的脉络?

  金宇澄:说《洗牌年代》是写作素材本也有道理,《洗牌年代》留下很多城市生活的细部,就像《繁花》的准备。《繁花》是偶然所得,它出版后没几个月,我父亲就过世了。

  《回望》是一种整理,父亲过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给友人马希仁先生的信件,其中几封写他1942年在上海时如何被日本人抓走的细节,信里说,1942年7月29日那夜很热,他吃过晚饭去福熙坊(今延安中路),看见对面外国坟山(今静安公园)里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心里惆怅,早早回家。深夜一点钟,日本宪兵冲入家中将其逮捕,之后被反复刑审。这几封信画面感强烈,让我产生了写父亲的冲动。

  新京报:你曾谈到,如果有一天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共进晚餐,你会选择和父亲重逢,在苏州“得月楼”吃饭,为什么这样选?

  金宇澄:他出生在吴江黎里,算是苏州人,在苏州读书。越是年纪大了,越会返回出生原点,经常会回忆起黎里旧俗,除夕“祭祖”、“小辈为长辈磕头”……几乎深入他血液的印痕。年纪大了慢慢恢复了乡音,他不是所谓劳动人民出身,身上一直藏着江南旧文化。简单说,是很有魅力的老先生。得月楼在那个年代名震苏沪,我们父子没能在得月楼吃过饭,是我想象的一个美好场景,我知道他会喜欢的。

  新京报:苏州对你和你父亲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金宇澄:苏州和吴江黎里,大概是我的情感源泉。有个看过《繁花》的读者和我说,“金宇澄,你的感情维系不在上海,在苏吴这一块,我发现你只要一写苏州,一写黎里,文笔就放慢了”,我心里一动。

  就说语言吧,我个人觉得没有标准意义的上海话,日常上海话都有其他口音,苏北腔,山东腔,宁波腔,而只有苏州腔的上海话,开口最是高雅,它有古吴文化的千百年积淀,极其“通文”,昆曲也用这个语言。写《繁花》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开初云里雾里,然后遇见最亲切的苏式吴语,脑海里的说书先生其实是我父亲,他90岁后不看书也不看报,只听评弹。

  我翻过他笔记,他写过这句话:书中没有真理。我还记得在他中年时,大概1967年某个早晨,我问过他,为什么他当年不去做上海的码头工人,那样的话,我们家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就不会多次被抄家了……当时他正准备出门赶去某个学校扫厕所,他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

  90岁后,他却说书里没有真理,像一种自我的颠覆。那时每个礼拜六我去看他,一般是上午十点,他都在看电视里的拳王争霸赛。一个男人深感无力,需要这样的寻找吧,或者叫返璞归真。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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