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 在平静中，爱以闲谈消永昼(2)

　　（上接B02版）

　　新京报：《回望》里，1987年父亲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你觉得这些文字是他写给你的，为什么这么想？

　　金宇澄：那个时期我一直在写小说，他对我的写作和编辑工作感到忧虑。《日瓦戈医生》对中国读者来说，是特别的一本书，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面对时代和自身的悲惨命运无能为力的主题。他应该是不希望我受到这本书的影响，不按照《日瓦戈医生》这种思考方式来写作。

　　我记得1969年去东北嫩江务农，原劳改农场，当时还有大批劳改犯在我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卡车的经历。我当时17岁，大感惊讶，写信给父亲，他在回信里对此一声不响。等我看他的遗物，看他1942年的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才知道坐牢的心情，同样失去过自由，他自己都经历过了，但无法说给我听。国门打开很多外国书都进来，他又担心我受到影响，重走他跌跌撞撞的老路，所以我觉得，他是告诫我，对生活要有信心，不能渲染苦难和黑暗。

　　新京报：你父亲1947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那份火辣气和强烈的爱憎让人印象深刻。信里有一段批评沈从文成名后“变得下流而可怜”，父亲当时为何有此评论？

　　金宇澄：写沈从文那段，当时我一直犹豫是否要删掉，毕竟沈从文是正面形象，但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有过这样的表露。我父亲写他“混在穷人堆里时，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后来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肆描写女人的生殖器”。是代表了当年的一种立场吧，觉得沈从文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过去，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他是不耻的，这是时代的反映，可以留下来。

　　他内心一直是百折不挠的，我们父子都是射手座，上海话讲也就是比较“戆”。材料里收有他在杭州监狱和监狱长大吵……读高中那年欢庆元旦，学生会主席感谢了校方安排的晚餐，我父亲居然走上台发言：“国难当头，今夜会餐钱款，应该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校长气得要命。

　　年纪大了，他越来越沉默，我很理解，这次我完全根据材料，把他跌跌撞撞的人生呈现出来。

　　文学无力

　　“最好的东西实际都是烂在肚子里的”

　　新京报：《回望》的非虚构写法，用日记、书信、照片等呈现父母的人生，不用一句心理描写，按《繁花》的话讲，“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这似乎是一以贯之的主张？

　　金宇澄：我觉得文本真实与否，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的，作者不必解释。举例子我们去服装店买衣服，如果有个中老年的服务员紧跟在后，一个劲地介绍……你肯定非常讨厌。写作就是开店，作家爱做导购，每样东西都议论介绍一遍，读者肯定跑了。别那么聪明，我不可能变成上帝，真以为我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读者都需要我来引导？双方是平等的关系，世界就是亚马孙热带雨林，作家只占据了邮票大小位置罢了，雨林里有多少猛兽和植被，一辈子不了解，唯有上帝明白。只要把你最熟悉的人事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文坛跑出了先锋派，有很多形式层面的探索，比如格非、马原等人的写作，后来很多人都跑进现实主义的怀抱，对于小说形态的探索沉寂下去。《繁花》出来是话本的样式，寻求一种用当下小说形态回归传统的可能，但有人觉得这种写作无法提供意义，你怎么想？

　　金宇澄：我说不出什么来，《红楼梦》想说什么意义呢？《金瓶梅》表达了什么？《繁花》允许返回某些传统思维。问题是我同样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学的影响，曾经也觉得可以比如用哲学分析来写小说。五四后国人的口语，和最经典的书面语是严重脱节的，开口说话还是中国味道，一写起来是长句和从句，眼花缭乱的标点符号、翻译腔。没哪一个国家的作家，谈到其他国家的小说会如此如数家珍。所以德国汉学家顾彬顺杆子爬，嘲笑我们——中国作家不学德语，就写不好小说。干吗不说德国作家如果不学汉语，就写不好小说呢？

　　写作环境是失重的，冷静下来看我们的文学根脉或局限，是在文言，中国最好的文字都在文言，“五四”被拦腰截断，强行转向了西方，我们永远是“学”的心态。西方可没这样“拦腰截断”的宿命，因为局限，我们失掉了传承，一个半截子人，怎么和一个完整的人来比试？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人的宿命，这其中浸透着中国人的世界观问题。

　　金宇澄：我们传统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花无百日红”，人生苦短，从唐诗宋词到《红楼梦》，归为“虚无”二字，能脱离吗？拉住头发自己腾空离开这块土地可能吗？小说不会是高深却虚假的。

　　比如说连载的传统，一般都忘记了，认定网上写作就是垃圾，但我觉得其中会有分流，会出现很棒的小说家，所谓网文，也就是载体的不同，其实也就是传统的连载，西方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时也都是报纸连载。

　　这样一说，我立刻等而下之了吧？我也真因为是《繁花》一开头写的“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我立刻有了兴趣。我当然知道写这样的话本样式，会破坏部分读者观念里牢固的所谓长篇小说“该有的样式”——好比大家都穿红衣服，突然跑出一个穿绿衣服的人，有读者就会不理解。

　　新京报：你总是反复说，“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你从话本小说里寻找，如果触角伸得再长一些，比如向《离骚》和《诗经》中去找，会不会更有力量？

　　金宇澄：我的兴趣在普通人的内部，最打动我的是“旁门左道”的东西，比如喜欢陈巨来（著名篆刻家）《安持人物琐忆》、李伯元《南亭笔记》，里面都充满了毛茸茸的人生，要言不烦，戛然而止的传统。有一段讲两个苏州大官见面，甲穿着貂茸大衣，乙问，这是什么啊？甲说，不知道这是貂茸？！乙很生气，就让仆人去收罗了十件，请甲吃饭。甲走进大厅，十个仆人一边站五个，每人都穿了昂贵的貂茸大衣，故事就结束了，他们为什么这样，产生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是真正记录了时代画面的作家，向传统中找力量，可以借鉴中式方法。

　　新京报：你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却从来不写知识分子，你在农村插队很多年，也不写农民，你的兴趣在普通市民阶层，为什么会这样？

　　金宇澄：故意不写知识分子。我个人认为，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回到家，看见老婆买了很多大白菜，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完全是小市民。中国知识分子的亲戚不在农村。社会的普通底盘太大，和西方不同，他们经过无数代的贵族革命，逐渐去农村化，良性循环，而我们历来改朝换代，都是农民造反，把贵族杀掉，等自己成了贵族，再被农民杀掉，如此循环。我生活在一个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同时也觉得大家的市民生活都差不多，我们的基点还是在普通人间，如今城市化了，作家的经验还是决定了兴趣。比如我写城市题材，是因为出生在上海，即使去了农村，怎么找得到？

　　新京报：可见生活是我们写作的源泉。回到你自己，《回望》第二稿的部分当年发在《生活》上，名字叫《一切已归平静》，这个题目特别动人。读完《回望》，联想《繁花》和《洗牌年代》，你整个写作基调也许就是“平静”二字，可以这样理解吗？

　　金宇澄：平静不好吗？我父母经历的时代，祸患接连，幽明互现，是他们这一代命运的寻常了，只能平静来看待他们的一生。我知道记叙历史，往往是散失细部的，细节极其脆弱。《回望》就是想提供那年代的一个标本。非虚构的写作，即便如何蔓生，个人只会徘徊在个人的视野里。

　　我越来越感觉到，文学的弱点，年轻时一直认为，再没有比文学能更深刻表现人事了，到现在这个年龄，从我自己出发，《繁花》也好，《回望》也罢，都是有所保留的，所有的著作，也不过是选择了能说的部分而已，我所以总是强调八卦和轶事的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希望烧掉日记和书信？卢梭《忏悔录》，会觉得真吗？文学常常是无力的，最好的东西，实际都是烂在肚子里的，只能用平静的调子收拾。记忆鲜活，也随风而逝，如果我们回望，留下一些起码的样本，还有意义。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所有的著作，也不过是选择了能说的部分而已，我所以总是强调八卦和轶事的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希望烧掉日记和书信？卢梭《忏悔录》，会觉得真吗？文学常常是无力的，最好的东西，实际都是烂在肚子里的，只能用平静的调子收拾。记忆鲜活，也随风而逝，如果我们回望，留下一些起码的样本，还有意义。

　　烟抽完了。最后一个问题，我问老金2017年的新年愿望，他脱口而出，“每一天都平静地度过。”

　　金宇澄半辈子的人生，也就是“回望”二字。在回望中，唯以平静不诉离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