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议题的和解，需两岸共享历史的丰富面相(1)

　　在2016年度好书历史类决选书单中，《西班牙内战》和《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前者以一己之力挑战甚至颠覆主流学界对西班牙内战的认知，后者以务实之道为两岸学者、大众读者呈现出这个时代在既定政治框架下可得的，对晚清至1949年以来这段共享历史的解读。

　　从2010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由此筹划至2016年晚清、民国两卷付梓，关于国共两党抗战、内战，尤其是1927年-193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讲述，两岸学者在磨合中寻求共识又各自有所坚持。这一过程并非只在六年内。从1949年两岸隔绝，至1982年首次以第三方召开的学术会议为契机开始学术交流，再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解严”两岸学术界的互动逐渐走向常态，两岸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磨合与默契，从无到有逐步建立。

　　对于这段共享历史，两岸至今并没有一个完全写定的共识或是双方都全然笃定的真相。这并非全因为两岸长期隔绝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历史叙事总需要有一个主体。但正因两岸历史研究存在主体之别、隔绝之伤，突破意识形态局限，回归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本位才显得重要而难得。

　　与其说这套书多少留有缺口，不妨说它为历史真相与共识留出了释读的更多可能性一个豁口，并启发人们反思，惯性思维中对于绝对化的历史叙事、对于历史真相与确定性的追求，是否会窄化我们对于历史的定义和理解。所以，这部由34位大陆学者、21位台湾学者、2位香港学者合编的著作，并不志在分辨黑白，而是希望拓展历史的丰富面相。

　　两岸学者在长达60多年的两岸学术研究脉络中，用六年谨慎地迈了一步。这一步的意义包括两岸学者群体在主观局限、客观框架中拉锯式的学术对话，很难在某一年内去评价，还是静待历史长河的流向与转折，让时间作回应。

　　B08-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历史是多向的

　　以史料说话是史学的公共基础

　　新京报：就书名而言，这套书最吸引人处是“两岸新编”，那从它的内容来说，新意要如何理解？

　　汪朝光：这套书的作者队伍来自两岸，都是中生代中较知名学者。过往通史类的著作比较讲究政治史、外交史，现在这套书结合若干年来的发展，有很大篇幅关注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视域更广阔。在具体写作方面，结合学界研究的进展和史料的公布，具体问题上的讨论与以往相比也有很大差别和进展。

　　但就对历史的整个叙述来说，我不认为这套书对历史的主线有什么“颠覆性”的看法。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两岸学者的看法逐渐趋同。在宏观层面，过去以胡绳为代表的上一代学者习惯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诠释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及基本标志，现在这种提法不那么凸显。但这不是这本书的贡献，而是上世纪90年代后，学界整体上不再用这样一种看法去看宏观历史。一是我们意识到，不仅有三次革命高潮，也可能有五次、七次；二是大家意识到革命的同时也有现代化的面向，两者不是相互取代，革命本身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现代化的进展也得益于革命后的变化。

　　新京报：这次合作是在2010年两岸关系相对和缓时，由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划的，当时有什么契机吗？就合作是否能顺利展开，是否也有所担忧？

　　汪朝光：契机之一是2006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出版。这套用新史料反映新看法的近代通史在学界获得了不错的反馈，但十卷本毕竟不太适合大众读者。所以我们一直有个想法，要做一套更简明扼要的书。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有所和缓，两岸近代史研究所的交往也越来越多。我们利用这个契机尝试进行一种大中华观的史学论述。但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简明”，而在“两岸”。因为两岸对近代历史仍有认识上的差异。

　　新京报：最初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联系的是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期望促成两岸近代史研究所之间首次正式合作。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在两岸政治框架中难以实现，最终以社科院和台湾学者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成书。

　　黄克武：虽然之前两岸学者已经开了很多会议，对抗战时期到底主战场谁在打等一些问题的磨合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外台北的近史所和北京的近史所之前有长期的交流。上世纪90年代，大陆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台北近史所就会出机票费和生活费，每年固定请几位大陆学者到台湾来，查阅资料和办演讲。台湾学者到北京来也会有落地招待。这种交流建立了很强的互信基础。

　　两岸合写这样的书在之前没有先例。我们坚信这是学术工作，不牵涉意识形态的差距和政治上的对立。接到这项计划的邀请时，我完全认同这是非常值得推动的工作。因为很多现实的差异、误会，其实是和对历史诠释的差异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诠释层面上的和解，可以提供现实中彼此了解的基础。两岸若能够写出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近代史，对两岸未来的发展有正面的价值。

　　当时作为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所长，我开始积极地组织团队，拟定名单，邀约学者。最初北京近史所希望以机构合作的方式推进，但这在台湾比较困难，所以后来我们决定采取主编邀约学者的形式，邀请中研院以及台湾其他大学的学者参与。

　　新京报：两岸可以合写近代史，但“写定”很难，对这种情况的惯性表达是“求同存异”，“同”与“异”主要体现在哪些议题上？

　　汪朝光：两岸对抗战阶段的共识在增强。现在台湾学者能比较坦然地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大陆学者也比较正面地评价国民党抗战的功绩，如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就越来越多地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和在外交方面的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讲，台湾还是不太肯定共产党在敌后的贡献。对于1945到1949年内战时期，现在台湾学者比较认可大陆学者的看法，对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无能、腐败有严厉的批评。

　　比较值得讨论的是1927-1937年，对于这段时期，两岸学者在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上有共识，认为国民党派系之争是它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就如何认知国民政府在大陆施政的成效，两岸学者仍有比较大的差异。台湾学者肯定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建设成效，如将这一时期论为国民党执政相对稳定的“黄金十年”。历史的复杂性在于，谁是这一段历史的主体？从历史的延续性来说，要把谁放在相对负面的立场去写？未来对这段历史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新京报：台湾学者如何看待这种“求同存异”？它具体以何种方式实现？

　　黄克武：历史叙述都会牵涉到一个立足点，台湾学者的基本立足点在台湾，大陆学者的基本立足点在大陆，我们对近代史的回顾难免有差异。复杂的历史有时候确实像罗生门，但历史学作为一个专业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靠材料讲话，不能以论代史。这个公共点也提供了这套书的重要基础，就是做历史判断，譬如不管是蒋介石好还是坏，要拿出证据来。基本上历史都是灰色的，所谓黑白是各自立场的不同所致。所谓求同存异，就是有共识，也维持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让两岸学者各自发挥优势，观点交织起来，希望能够拼凑出一幅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历史图像。

　　汪朝光：晚清上卷写政治军事外交，比较接近过去通史以时间为经的写作方式，但民国上卷有些主题是专题式的写法。最后采取的方法是总体以时间为经线，但对一些问题民国时期不做全盘性的评价，而是以国民党政府的体制、军事等专题作为写作主题，寓评价于其中。专题式的写作多少可以避免认知差异带来的困扰，也可以让一些学者发挥专长。

　　（下转B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