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9:书评周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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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两岸

当代议题的和解,需两岸共享历史的丰富面相(2)

2017年01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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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博物馆。
隔绝30多年后,1982年在芝加哥,两岸学者才在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有了第一次接触交流。两岸都规定了会见的各种“纪律”,在一些议题上两岸还是有争议的,例如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此后,两岸利用类似的场合交流,至1987年台湾“解严”后逐渐走向正常。
台湾史料典藏机构“国史馆”。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从2016年8月1日起,阅览新制上路,馆藏档案史料“暂”不对大陆及港澳学者开放。台湾学者们为此在报纸上投诉、发动联署、找“立法委”开公听会,在黄克武看来,不管制度如何封闭,“你想要看的材料总可以以某种方式看到的,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不是外在的牢笼可以控制的。”

  (上接B08版)

  从隔绝到看到对方

  今日之常态曾不可想象

  新京报:“合”的前提是1949年以后历史学者有了两岸之分,此后两岸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有何主要差异?

  汪朝光:过去老一辈学者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以史料和叙事为基础,不太讲究论述和分析。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很在意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老一辈学者有了差别。1978年以后,我们又反思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那种脱离史实、政治挂帅的研究,开始重视实证研究。而台湾随着对外交往的发展,很多学者留美、留欧回去,中生代比较重视分析。不过现在两岸从研究路数到教育背景都有趋同面,差异主要在于研究本身的对象或主题方面,如社会史、思想史领域更偏向于分析路数;政治、外交史会更重视实证。

  新京报:台湾学者会如何看待1949年后,近代史研究在台湾的发展脉络?

  黄克武:过去60年台湾的近代史研究脉络大致是从现代化典范到对现代化典范的反思。早期现代化典范的研究借鉴美国学界,以蒋廷黻、郭廷以那一代学者为代表,研究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自强运动(大陆称“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和之后,如何因应西方冲击、展开何种建设。对现代化典范的反思也是从美国学界开始,人们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有因应现代的一面,也因中国传统的复杂性有很复杂的面变向。于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近代史研究不止关注沿江沿海,开始注意更广泛的历史范围,如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自由平等。

  新京报:隔绝30多年后,1982年在芝加哥,两岸学者才在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有了第一次接触交流。这次交流使部分两岸学者变成彼此的“芝加哥的老战友”,也对之后两岸近代史学术交流影响深远。

  汪朝光:这次交流很有意思。在台湾1987年“解严”之前,两岸在政治层面剑拔弩张,学术交流方面不能合理、合法地往来。1982年是一个契机。两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对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正面评价,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1982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亚洲协会年会主题之一就是辛亥革命,所以美国学界有意撮合两岸学者有一个交流的场合。台湾方面率队的是时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秦孝仪,大陆率队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两岸都规定了会见的各种“纪律”,比如见到对方要如何措辞和处事。在一些议题上两岸还是有争议的,例如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但两三天会开下来,大家都说中文、吃中餐,会议结束时已会彼此喝点酒、聊聊天。此后,两岸利用类似的场合交流,至1987年台湾“解严”后逐渐走向正常。那时我还很年轻,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在当时不可想象。这也是一个启示,有些事可能真的要等待时间。

  黄克武:我读了很多关于这次交流的资料,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次交流。两岸刚开始接触时的谨慎很快被一些因素打破了,比如我的老师张朋园就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协助找寻家属。之后他们变成好友,我同老师多次一起来大陆同章开沅教授一起开会。两岸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分隔,但学术交流本身没有问题,又因血缘、亲缘交织更容易交朋友,也慢慢打破了隔绝的情势。

  新京报:台湾“解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两岸近代史学者有了更多实际接触和往来。您参与也见证了这20年多年间的学术交流。

  黄克武:我第一次来大陆是1993年,去广州参加戊戌维新讨论会。那之前台湾图书馆一直有收大陆的资料,但像大陆这边的港台资料一样,是限制阅读的状况。我们对大陆了解的范围窄,也没有亲身的接触。我到广州时,大陆改革开放起步还不久,两岸差距仍较大,差距不只在经济发展,也在历史研究领域。大陆这边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台湾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相对而言,那时台湾还是比较开放,对西方接触较早,对大陆的接触还很少。双方开始接触时的确“吵”得比较多。但从偷偷看彼此的成果、不知道对方怎么想,到看到对方的材料,看到对方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互动过程,这套书的写成也在这样一个脉络中,从上世纪80、90年代到2016年,已经有近30年了。

  新京报:今天两岸学者间学术交流活动已是常态,这次来北京是什么感受?

  黄克武:这20多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大陆国内经济状况不断好转,学术的多元兴趣也在增加。我每次来北京都会去万圣书园,看到学术出版的情况日益蓬勃。我也看到大陆年轻学者对于传统议题很感兴趣,这在过去比较少见;新的研究多半不太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已经看不出来两岸学者的研究上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这为彼此挣脱意识形态束缚、回归学术对话,营造出很大的学术空间。

  阅读彼此的前提

  历史的丰富面相需要多元叙述

  新京报:两位都强调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从2016年8月1日起,台湾史料典藏机构“国史馆”阅览新制上路,馆藏档案史料“暂”不对大陆及港澳学者开放。这种做法引发学界强烈的反弹,它对两岸研究交流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黄克武: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政党原因,民进党上台之后有一些新的做法。过去台湾一向是标榜自由、民主,认为史料是天下公器,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都应尽可能开放。我在担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时候,只要不违背原则,就尽可能开放档案。所以过去大陆学者可以到台湾来看档案,对大陆档案馆反倒批评较多。民进党2016年8月1日开始实施这一规定,我们为此在报纸上投诉、发动联署、找“立法委”开公听会。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不管制度如何封闭,你想要看的材料总可以以某种方式看到的。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不是外在的牢笼可以控制的。

  汪朝光:大陆史料开放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有些方面开放度还不够,不同地域不同档案馆的开放度不同,但这不是一个统一层面的问题,也不会针对某一特定群体不开放。台湾政党轮替引发政治环境的变化,令人忧虑,未来几年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另外即便没有硬打压,“独”的意识会让写中国历史的台湾学者感到无形的压力,因为这样的中国论述不容易得到岛内主事者的认可。但我们也不要夸大这种影响,我还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再怎么样,现在也比上世纪80年代好很多。

  新京报:2016年《哈佛中国史》中译本出版,以海外学术角度讲述中国史的版本又多了一个。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环境下,如何理解这套书对中国近代史的讲述以及意义?在近代史领域,未来的学术研究与对话还可能会有哪些合作形式或空间?

  黄克武:中国的学问也是世界的学问,研究中国历史有几个不同的传统,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传统以及美国的、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传统。这套书在很多专题上容纳了除了海峡两岸外欧美学界的学术成果,本身是一个对于当前中国研究的世界视野的浓缩,这可能也是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很多作者都有留学经验,例如我有留英、留美的经历,也有其他学者将日本学界的观点融合其中。

  汪朝光:两岸这次合作研究是一个开端,今后或许还会有更多香港学者、澳门学者包括海外学界参与到合作研究中。近年国家社科基金就在向抗日战争研究倾斜。抗日战争研究没有在世界二战研究中占据一定地位,有语言因素,也有学界话语权的因素。我们在尝试进行两岸合作、国际合作的抗战研究,包括邀请英美学者参与共写抗战史,以期在国际共通的研究平台上取得更大好影响。至少在未来三五年内,这一领域会有更多的两岸合作和国际合作研究。

  新京报:去年年底,台湾作家蓝博洲来清华大学交流,教室挤满学生,他感慨相较十几、二十年前,两岸对彼此的关注在不断增进。这套书面向学界也面向大众读者,你期待它带给后者什么影响?

  汪朝光:我希望它能让更多的历史读者知晓,历史有非常丰富的面相,包括思想、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从我走过的路程来说,就像以前我们只知道鲁迅、郭沫若,后来更多人知道钱钟书、张爱玲——原来书还可以这样写!可回过头来我会发现,鲁迅确实还是文学第一大家,“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今天再看这样的表述是多么深刻,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广泛的阅读。

  黄克武:阅读彼此的历史是相互了解的关键。希望通过这本书的传播,大家能看到更多元的历史叙述方式。不但是大陆学者、读者看到台湾,台湾的学者、读者也能够看到大陆学者的看法,毕竟从晚清到1949年是两岸共有的历史。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书建立起对过去历史的共识。当然,现实中的问题不能通过历史解决,但对历史问题的共识可以协助当代某些议题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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