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 从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诸神退位，前现代和现代的尊卑、道德和权威秩序，一一被打破，即便是“爱”和“恐惧”都在流动，充斥着不确定性。

　　什么才是确定的？是“安全”和“自由”两项基本渴望，齐格蒙特·鲍曼说。这位引领欧洲的波兰籍思想家，大半生都在用“确定”和“不确定”穷究人类的状况，而他自己却同样在两者之间穿梭：士兵、军官、教师、被迫害者、移民和思想家等身份的转变，横跨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大半生都在流动，但内在的“良知”，即便是在做军事情报的日子里，也确定不移。1月9日，他在英国的利兹家中逝世，结束了不确定却又确定的一生，尽管庞大的思想体系仍可能值得商榷。

　　“流动”年代的审慎

　　鲍曼享年91岁，但如果晚些天，或可等到《怀旧乌托邦》（Retrotopia）1月底在剑桥Polity出版社的面世。年高却作品不止，鲍曼的勤勉程度实属稀罕。这本即将出来的《怀旧乌托邦》是最后的著作，鲍曼在书中继续直抵“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大问题。

　　五百年前，托马斯·莫尔以《乌托邦》构想了一个理想、美好而虚幻的共同体生活，从未实现，却一直在鼓舞人类进行想象。如果说这种理想指向未来，鲍曼却洞察到一种指向往昔的怀旧理想，前现代和现代的尊卑、道德和权威秩序，一一被打破，每个人面临猝不及防的不确定，因而踏上了追忆传统秩序的乌托邦之路。这样的不安，根植于现代晚期的内在冲突和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鲍曼所做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诊断，缘起同样在此。

　　在1989年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鲍曼指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内在可能。科层制度使得大屠杀的惨剧成为设计者和执行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而其中的具体执行者，只不过是理性地和平庸地顺从了“从上而下”的指令。这不是鲍曼最早的现代性研究文本，却帮他在欧洲思想界树立了声望，与《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和《现代性与矛盾性》（1991）两本构成了他的“现代性三部曲”。

　　到了现代的中晚期，“后现代”兴起，但鲍曼不认为两者存在决裂，如果要使用“后现代性”的概念，它该是和现代性相互映照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世界变得多元，流动而非固定，但同时却像是来到了一片雷区，随时都可能踩着，气候可能突变，工作可能消失，爱情也可能飘动不居，捉摸不透的流变和风险冲击着基本的生存状况。这些洞察和担忧，散落在《生活在碎片之中》（1985）、《后现代伦理学》（1993）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1997），被学界誉为是鲍曼的“后现代性三部曲”。

　　结果是，因偏爱“确定”，怀旧的乌托邦浮出了水面。党派和政治人物伺机而出，宣扬他们的执政能力("give me the power, and I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future.")，但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的不确定因素，即便是当下最完善的政治制度也不太可能克服。如果期待“强人”的出现，将可能因一时的“确定”丧失掉自由，而自由绝不是自然而然的。鲍曼在波兰的早年经历使他时刻保持警惕。

　　鲍曼的思想体系之庞大，难以言尽。但颇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在英国常遭质疑，难以比肩政治学或经济学，这是安东尼·吉登斯写《为社会学辩护》的缘由所在。而鲍曼同时一直对大众持有热情，从2000年到逝世前，做了许多的公共写作，其中便有兼具专业性、思想性和公共性的《工作、消费和新穷人》（2005）。工业时期将穷人定义为是否获得工作，或是否受压迫，与此不同，到了消费主导的年代，被排斥在消费市场外的“边缘人”才是新的穷人。公共热情帮鲍曼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即便是到了90岁，他仍观察着Facebook和Twitter等新兴社交网络：简单地关注或剔除他人，就可建立跟自己喜好一致的社交，但真实的世界却多元且复杂。鲍曼不喜欢“多元”这样的词，环境本身就多元，而不是“后现代性”所独有，他希望年轻人具有跟多元相处的能力，即便这样的多元可能带来焦虑。

　　鲍曼的意思还在于，不管历史怎样演变，在个人层面，从不确定和有限中突围都是生命的意义所在。鲍曼不止一次引用过歌德的诗，“最糟糕的噩梦是漫无休止的晴天”，那些迷恋持续幸福的倾向将可能让人掉进陷阱，让人警惕看起来幸福或美好的承诺。

　　1925年出生在波兰贫苦的犹太家庭，为躲避德国纳粹逃亡到苏联；追随苏联红军，因战功卓越而荣升为上校；因不支持“犹太复兴主义”而被突然撤消了职务，到华沙大学任教，15年后，还是被驱逐出波兰；到了英国，见证了资本主义的进步和局限。纵览这一生，鲍曼经历坎坷，一直在向所有的环境保持审慎的态度，在流动和不确定中创造属于自身的思考能力。

　　■ 对话史密斯

　　他的良知不是“流动”的

　　新京报：鲍曼在波兰担任过上校和卓越的社会学教授，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被迫离开故土，来到了资本主义的英国。从军官到教授，横跨两种存在重大差异的社会制度，这些经历是怎样影响鲍曼的思想的？

　　史密斯：鲍曼是在1971年成为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那时的同事们回忆，他早年行事非常专制，这或许是军旅生涯的一种回响。他不熟悉英国的语言习惯和风俗，面对一个同波兰完全不同的陌生环境，但同时抱着一个使命，即受哈贝马斯和葛兰西等人的影响，在人文主义社会学框架内重塑马克思的思想。他将希望寄托于公共空间，在那里，关切人类利益的知识分子可提升公民的理解能力。

　　但到了80年代，鲍曼不得不改变。罗纳德·里根等人引领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削弱了公共空间；相反，商业公司、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到这时，鲍曼成了一个隐喻英语的语言大师，抓住“后现代性”这个词，在数年间，用独特的图景论证了“后现代性”的内在含义。

　　鲍曼相信后现代所有人彼此都是陌生人，没有了固定的联系，而他将自己视为是陌生人的陌生人——这是鲍曼将自己融入西方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情感上至少是如此，尽管他从未在英国的大学里（包括剑桥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等）安家。

　　鲍曼在世界上的重要影响和崇高地位，是来自他的著作、论文和演讲，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官僚职位。他只是在利兹拥有一个以他命名的“鲍曼学院”（Bauman Institute）在蓬勃发展，这些都归因于在写作和为人方面的魅力。

　　新京报：在学术研究上，你和鲍曼是良友。上世纪末，《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成书也得益于你们的相互讨论。除了是引领欧洲的思想家，你所接触的鲍曼，是否还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史密斯：是的，在我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鲍曼的鼓励，我非常感激。但鲍曼交了很多朋友，在认识之前和之后，他已是伟大的思想家，我没有成为他在利兹的常客。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70年代中期，在利兹的一个研讨会上，深色的头发，穿着一身漂亮的深色西装，不是很高，确有点军人的气质。他在会谈和讨论中静静地坐在会议的边缘，什么也没说，后来跟我做了简短的交谈，说很欣赏我的演讲。

　　到了90年代，他的风格变了。头发是白色的，有点不羁；脸是高度流动的；手很少远离他的烟斗。那使得我想起了爱因斯坦晚年的一些摄影肖像。我猜测，他还是华沙大学的教授时，年轻且活泼，表面上不守规矩，像一只在追逐中的猎犬。那个人或许还在，只是隐藏在了谨慎和沉稳的性格中。

　　鲍曼很享受家庭生活和社区的日常睦邻友好，从不吝啬友善，为人温柔而礼貌。鲍曼有过很强的个人防御，我知道他时，却可以让客人进入他的生活场景，一起斗杯伏特加，他可能没有感到自己的防守实际上已不在了。即使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波兰的军事情报工作，他的良知也无疑是明确的。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