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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税负名相,不如和企业“同甘共苦”

2017年01月18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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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而不同

  李克强总理超越税费,在更广义的范围,要求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中了企业“降成本”的要害之处,比减税降费更能说到企业家的心坎上。

  “的确,我们主要是各种名目的‘费’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企业有切身感受。这对税负轻重之争的“定调”,引发广泛关注。

  前不久,宗庆后、曹德旺等著名实业家对降低企业负担的论述,将企业税负问题带入公共视野,也引发了税负高低的争议。但争论“税”或“费”意义不是太大,反正对企业而言都是负担。

  现在李克强总理一锤定音——要求政府既减税又要降费,为给企业减税降费腾出空间,并“让企业有切身感受”,这既对之前的“大讨论”做了回应,也反驳了某些“不着调”的论调,还给许多企业家“撸起袖子干”吃了定心丸。

  实际上,税和费只是企业众多制度性成本中的一部分,少数部门个人的寻租、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对企业及企业产权的保护不力或是侵害,给其他合法经营的企业带来过多的交易成本。因此,李克强总理超越税费,在更广义的范围,要求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中了企业“降成本”的要害之处,比减税降费更能说到企业家的心坎上。

  企业是作为不断“内化”交易费而存在的,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

  这种“存亡”,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化”市场交易成本的能力大小,如企业较强的创新能力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二是“外部”交易费用的高低。也就是总理所指出的,企业各种名目的“费”太多,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若是超过企业的“内化”能力,企业家也就放弃“交易”。

  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内化”部分市场型交易费用,而管理型交易费用(税费等)、政治型交易费用(腐败等),则是政府“内化”的职责。这也是总理说政府要真正与企业“同甘共苦”,真正过“紧日子”的缘由所在。

  一国经济并不是土地、技术、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家经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交易费用或经济运行费用十分高昂,进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

  在此意义上讲,我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一些政府部门与其纠结税负高低的名相之争,还不如拿出和企业“同甘共苦”的精神来。切实减税降费、深化改革等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让政府及公职人员“苦”一点、“累”一点,以政府的“共苦”来为企业减负,从而激活企业并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市场制度是一种可以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只有强化市场制度,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来约束政府“闲不住的手”,避免过多介入微观经济运行;通过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优化市场型交易成本,才能真正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

  □盘和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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