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立法：宁可“悬”着，不能“错”着

　　■ 社论

　　北京市人大延迟审议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等立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以审慎姿态从前端预防了“错”的可能。

　　针对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征收拥堵费等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举措的立法，由于社会共识度不高而被延迟审议，暂未安排审议。日前，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上披露的内容，引发很多人的关注。

　　在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城市交通不堪重负的背景下，通过立法限制机动车使用强度，其动机不难理解。但是，对于立法中可能涉及的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征收拥堵费两个问题，在普通民众中间取得共识确实不易。

　　就现实看，无论是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还是征收拥堵费，在立法依据、效果上都存在巨大争议，且这些争议在坊间、学界广泛存在。毕竟，这牵涉到公民路权、财产权让渡和补偿问题。若这些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就将其付诸立法，那有可能带来犯错的风险。

　　在此情况下，北京市人大推迟既定计划，暂缓立法进程，无疑是种为民负责的表现，体现了立法态度的审慎和立法方式的改进，在个别新获立法权城市急于“大干快上”追求立法速度的背景下，也确立了立法的新“范式”，值得充分肯定。

　　在法治社会，推动依法行政，必须遵循“立法先行”原则。立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关系到后续执法执的是否是“良法”。

　　因而，对于那些广泛存在争议，还有犯错风险和引发诸多问题可能的举措，地方立法层面必须对其慎之又慎，若一旦在立法环节轻易通过，后续纠错成本会更高，难度也会更大。北京市人大延迟审议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举措立法的意义，就在于以审慎姿态从前端就预防了这种可能。

　　不单立法是这样，重大决策亦是如此。尤其是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决策，必须要考虑民众的认可程度，更考虑到推行失误失败的风险。之前有些地方出台通知、红头文件动辄朝令夕改，犯的就是这类问题，结果备受诟病，也算是殷鉴在前。

　　罔顾某个举措存在的争议和犯错风险，往往也就缺乏民意共识度。当年南京市在民众的质疑声中强推“雨污分流”工程，不仅使巨额财政支出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还对六朝古都的文物造成伤害。

　　诸如此类的教训，也昭示着：在那些犯错、失败风险未剔除前，在民众共识没有形成的情况下，适当放缓决策步伐，反而能体现出权力对民意的敬畏。为了确保决策科学、等待共识的形成而暂缓决策和立法，不仅不会损害政府形象和权威，还能避免后遗症的形成，可以说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说，在某些时候，重大决策宁可先“悬”着，也胜于强推。

　　当然，现实中，也有制度措施存在犯错可能、民众共识暂时难以形成，但相关决策和立法不能久拖不决的情形。这种情形下，决策者也要有担当精神，要在充分尊重民意、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决策。

　　比如立法，在相关法律法规审议前，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调查评估并提出报告；审议前先进行听证，在充分辩论的基础上再进行表决。必要时，还可以实行逐条表决或者重要条款单独表决制度，以保证通过的法律法规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尊重民意，至少能彻底摒弃部门利益和“长官意志”，从而为顺利实施创造良序环境。

　　无论如何，北京市人大因未取得广泛共识而延迟立法审议，都树立了审慎决策、立法的范本。这也可资更多地方、领域借鉴。